【大公報人物志】/胡政之\李春陽
胡政之兩次入主《大公報》，為這個報紙工作過二十七年，是與《大公報》淵源最深且貢獻最大之人。
胡政之一八八九年生於四川成都，父親胡登崧是甲午科舉人。胡政之曾入讀安慶安徽省高等學堂，讀過嚴復《天演論》，並且對桐城派姚鼐和方苞的文章下過功夫。十七歲留學日本，曾與吳鼎昌同學，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他通英語日語，能閱讀意大利文和德文，回國後曾做律師。一九一六年由徐樹錚推薦，擔任王郅隆時期的《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為《大公報》工作近四年。一九一九年胡政之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赴歐洲採訪巴黎和會，是出席此一重大國際會議的唯一中國記者。他有志於新聞事業，曾遍訪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最著名新聞通訊社，其間他在《大公報》發表評論文章達五百篇。回國後由於王郅隆去世，《大公報》萎靡不振，轉投林白水在北京的《新社會報》任總編輯。從一九二一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胡政之創辦國聞通信社和《國聞周報》，開始自己的新聞事業，這一舉措為將來新記《大公報》打下了基礎，積累了辦報經驗，也培養了人才，李子寬、金誠夫、何心冷、杜協民等，皆曾是《國聞周報》的骨幹編輯與經理。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刊的新記《大公報》，吳鼎昌出資任董事長兼社長，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是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三者各有專長，既合作又分工明確。陳紀瀅曾說，「季鸞先生的如椽大筆固然已影響了中國重要的時期，使《大公報》的地位抬高；然而如果不是賴政之先生的擘劃經營，使報紙銷行全國，可能它的影響力要大打折扣。」
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北，遠在天津的新記《大公報》受到日本在華北勢力的擠壓，不得不從天津的日租界搬至法租界，這是他們流亡辦報的開始，六天內搬完印刷設備、字模紙張等全部家當。陳紀瀅說「冒險犯難是政之先生一生最輝煌的精神發揮，積極創業更是他追求的崇高理想。」早在盧溝橋事變前兩年，胡政之已開始籌劃向南方擴展。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滬版《大公報》創刊，「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上海與各地交通中斷，隨後胡政之又創辦漢口版《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香港版《大公報》出版，「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港版上市之後，胡政之判斷日軍有南犯趨勢，而香港非可守之地。所以在一九四〇年派王文彬籌建桂林大公報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桂版創刊。胡政之說，「那時我們在桂林東郊有荒地三十七畝，開闢草萊，種菜植樹，並自建防空洞三個，日機雖然常常轟炸，出版絕不受影響，具有百年抗戰的絕大決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港版停刊，桂林館成為港館的退路。胡政之說，「《大公報》雖然逃難，但它每一次被毀，我總有勇氣去把它再建設起來。」抗戰勝利後，他還醞釀在海外辦報，先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的《大公報紐約雙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恢復了《大公報》香港版。由於操勞過度，他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病逝，終年六十歲。
楊歷樵曾說，「事實上，我們看《大公報》在國難中，由津而滬，而漢，而渝，又由滬而港，而桂，以及戰後各館的次第復刊，主要的都是由政之先生事先的決策，並經過綿密的籌備，而最後實現的。他那高瞻遠矚的眼光，大氣磅礴的行動，在現代中國報壇，相信是很少能有人和他比並的。」
徐鑄成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劃精至，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崑、亂不擋』。後起的如成舍我等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程仲文認為「《大公報》之所以能成為最有貢獻於中國現代文化的三大機構——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大公報》——之一，得力於胡先生的擘畫指導者甚多。」
胡政之一生本着「事業向前，個人後退」的原則。他說：「報人信條的全部精華，就是中國古書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我卻力主應加上一句，即『毀譽不能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