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極端情緒邊緣的「和平國家」
國際問題觀察員 周亞欣
當前，日本正朝着右傾化保守化急劇轉向，令人不禁聯想到100多年前，日本社會也曾經歷過相似的危險氛圍，最終引發了近代日本最大規模的暴力排華事件——「東瀛慘案」，這也成為之後侵華戰爭的一場「預演」。如何避免重蹈百年前覆轍，既是日本必須做對的重大抉擇，也是我們亟需思考的現實課題。
一、「東瀛慘案」緣何而起？
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吸引了大批中國勞工赴日務工。上世紀20年代初，在日中國人數激增至1.6萬，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華工聚居社群，日本限制華工入境的聲勢逐漸高漲。日本政府先後出台《取締中國人勞動者的事項》等多項歧視性敕令和法案，命令各地強化針對中國勞工的入境審查和遣返力度，限制中國勞工居住生活和勞動就業，在日華工的生存處境愈發艱難。
1923年9月，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強震，造成10餘萬人死亡或失蹤。震後關於朝鮮人和中國人趁亂縱火、投毒、暴動、偷盜等謠言四起，日本軍警聯合一些極端分子藉機對東京、橫濱等地中國勞工進行大規模搜捕，超700名華工慘遭屠戮，數名愛國僑領和留學生亦被殘忍殺害。此後警視廳以「保護安置」為名對倖存中國勞工集體拘押，實則暗中斷水斷糧甚至拳腳相向，約3,000人被強制收容或遣返。事件發生後，北洋政府曾向日方提出交涉並索要賠償，但日本政府始終否認屠殺事實，最終僅勉強同意賠償20萬日圓，且迄今仍未兌現。
二、反華情緒從何而來？
歷史學家在總結事件背景和成因時，主要歸因於日本內部矛盾外嫁、媒體推波助瀾、極端情緒盛行等因素。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因素似乎正在今天的日本重現。
當社會矛盾無法解決時，「外部敵人」就會被製造出來。一戰結束後歐洲國家回歸世界市場，日本發展紅利不再，生產過剩、企業倒閉、失業人口激增等問題集中爆發。對日本統治階層而言，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容易，於是將這些社會不滿轉移到「外部對象」身上，便成了最方便的選擇。政客們藉機污衊中國勞工搶奪就業機會，擾亂公共秩序，中國人被塑造成「問題來源」。慢慢地，原本複雜的社會矛盾，被簡化成了一種危險邏輯——日本的問題，與中國因素有關。再看當下，日本經濟停滯不前，能源緊缺、日圓貶值加劇着社會民生焦慮，以現任首相高市早苗為首的右翼勢力沿用老套路，刻意炒作外部風險，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煽動仇外排外情緒，企圖以對外強硬姿態掩蓋國家治理失效。
媒體的長期煽動，會讓敵意慢慢變成「常識」。回看「東瀛慘案」發生前後的日本輿論環境，一個極其明顯的特徵就是日本媒體對反華情緒的持續放大。當時許多報刊或為謀取商業利益，或為積累政治資本，不斷刊登帶有強烈排華色彩的報道，通過大量煽動性語言不斷強化這種刻板印象。久而久之，將中國人與社會問題綁定，進而固化「針對中國人的敵意是合理的」這一群體認知。而當下，日本媒體的涉華報道依然充斥偏見和敵意。只要涉及中國，日本媒體就會高頻使用「威脅」「霸權」等刺激性詞彙，一些電視節目甚至習慣用誇張的語氣討論中國議題，社交媒體上的涉華負面信息飛速傳播，理性聲音反而容易被情緒淹沒。
極端思潮一旦蔓延成勢，社會對暴力的心理門檻就會下降。「東瀛慘案」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快速膨脹的直接產物，目的在於強化對內控制、煽動對外擴張，通過極端民族主義凝聚社會共識，為後續侵略擴張政策鋪墊社會基礎。當前日本雖然受到「和平憲法」及戰後國際秩序框架的制約，但軍國主義餘毒遠未得到真正清算，特別是近年來歷史修正主義大行其道，年輕一代不斷被灌輸錯誤史觀，那些原本屬於極右翼圈層的話語，正進入主流討論空間。過去被視為偏激的排外表達，越來越容易獲得附和。針對中國遊客、華人的惡意言論和行為，更頻繁地被包裝成「合理擔憂」。一些極端勢力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在施暴，而是在「維護國家榮譽」。前不久日本自衛隊軍官村田晃大持刀強闖中國大使館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三、極端情緒向何處去？
當一個國家長期通過製造外部敵意來維繫內部共識時，這種情緒遲早會向社會擴散。對日本民眾而言，抽象的中日關係與現實中的中國人個體往往不會被嚴格區分，最終這種情緒的落點就變成了街頭的中國遊客、學校裏的中國學生、商業區的華人店舖。國家層面的焦慮和敵意，就這樣一步步向現實個體轉移。對我們來說，今天回顧「東瀛慘案」，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慘痛歷史教訓為鑒，對當下日本社會瀰漫着的排華情緒保持清醒和警惕。對日本而言，更需要認真反思的是，一個長期以「和平國家」自居的社會，為何正默許越來越危險的情緒擴張？日本如果真的珍視戰後八十年來建立起來的和平秩序與國際形象，就不應繼續對此動向視而不見。否則，當極端情緒一步步突破底線，終將反噬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