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AI時代紀錄片的倫理與美學
AI對於紀錄片的製作有什麼作用？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陶濤指出：「紀錄片從來都是三類影像的構成：實證影像負責『作證』，解釋影像負責『理解』，想像影像負責『抵達』那些不可拍攝的瞬間。AI並未改變這一結構，而是以『概率影像』的方式重新調整了三者的關係——釋放生產力，增強敘事與情感動員能力。」
陶濤分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紀錄片要注意的情況。「對歷史紀錄片來說，史料約束是底線。」通過對比一部紀念長征90周年的預告片以及B站出品的五集紀錄片《台灣島紀》，「前者用4小時AI生成，服裝、武器、地圖全部出錯，導致觀眾『出戲』。後者則採用油畫風格化審美，以明確距離感提醒觀眾這是想像演繹，成本降至傳統製作的5%。」陶濤強調，歷史想像必須受史料鏈條約束，不能冒充檔案。
「而科學紀錄片是AI的天然主場，如紀錄片《意外改變科學》採取全AI製作，將微波爐發明等不可見原理可視化、通俗化，服務於科學論證，不違背真實原則。對於現實紀錄片，AI的運用則更具有倫理敏感性。」陶濤分享了HBO一部敏感題材紀錄片，全程用AI換臉替代馬賽克，保護身份的同時保留情感代入；主角在關鍵時刻以真容現身，形成英雄弧光。而私紀錄片《AI的爸爸》中，創作者用AI生成「完美父親」，卻發現那不是真實的父親——充滿缺陷的父輩需要從「造父」轉向「尋父」，AI因此成為「求真的裝置」。
對於觀念紀錄片，陶濤提出一個具有哲學深度的案例：著名導演韋納·荷索的AI實驗項目。以荷索的語料訓練AI腳本，用AI版「荷索」探尋一名失業工人絕望之下的真相。荷索作品的核心在於揭示人的複雜性——環保主義者也可能是自大狂和吸毒者。「當所有作品都可以被提取、仿寫、拼裝成風格參數時，什麼是作者？誰是原創？藝術的靈魂是什麼？AI將紀錄片從『再現現實的工具』推向了『反思意識本體』的層面。」
陶濤總結道：「證據絕不讓步，解釋可以增強，想像必須守住邊界。無論是歷史、科學、現實、私影像還是觀念紀錄片，AI與所有藝術手段一樣，只是服務於真實本身的一種求真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