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香港/制定五年規劃鞏固提升香港競爭優勢\白小虎
「十五五」開局之年，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這既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戰略舉措，更是特區政府施政理念從零散年度規劃向系統性中長期頂層設計轉型的重要標誌，是香港邁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的核心抓手。制定科學系統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是香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必然，是破解當下發展難題、謀求長遠發展的現實所需，更是立足自身稟賦優勢、契合本地發展實際的可行之舉，對鞏固提升香港核心競爭優勢、推動香港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制定科學規劃是香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必然要求
科學的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能夠通過引導社會預期、凝聚發展共識、統籌資源配置、規範市場主體行為，為生產力發展營造穩定有序的發展環境，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客觀必然要求。用規劃引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會受社會基本制度差異的限制，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均具備適用的客觀基礎。事實上，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在其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均通過制定實施系統性的發展規劃實現了生產力的快速提升與經濟的穩步發展。例如韓國和日本，在其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不僅編制了國家層面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還設立了專門部門制定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專項規劃，形成了分層分類的規劃體系，為經濟轉型升級築牢了基礎。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地區也曾提出過關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十大建設」計劃，加速了當地基礎產業的發展，有效啟動了區域生產力的發展活力。
正如市場並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獨有產物，社會主義同樣可以運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規劃作為一種着眼於中長期發展目標的資源配置引導方式，其本質與社會制度無必然綁定，社會主義國家可將其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引導手段，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同樣能通過制定實施發展規劃，實現對資源配置的科學引導。制定規劃不是單純的政府行為，而是可以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一種引導生產力發展的法律規範。因此，無論社會處在何種制度，在法治軌道下上升為法律意志的發展規劃，都會對各類市場主體的資源配置行為和經濟活動形成剛性約束、科學引導與有效規範。
從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規劃是立足全社會視角、依託社會化大分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路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樣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且曾經創造出了相比於封建社會更為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但隨着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已大幅提升，其規模與複雜度早已超出單一企業或資本主體的協調能力，亟須在更廣闊的範圍、更長的時間維度內，推動不同社會主體形成高效的發展協作，構建更高水平的社會化大分工體系，不斷完善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積極推進相應改革，尤其要更好發揮政府的統籌協調作用、強化法治的保障規範作用，通過制定實施發展規劃，對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市場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長期性的間接引導作用，依託法律的剛性約束形成發展硬準則，以清晰的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發揮前瞻引領作用。
香港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當前正處於生產力社會化程度持續提升、發展面臨新的適配性問題的關鍵階段，制定科學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探索「一國兩制」發展新實踐，正是順應生產力發展客觀規律、破解發展中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適配問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然選擇。
二、制定科學規劃是香港破解發展難題、實現長遠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
如果說制定科學規劃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客觀必然，那麼對於步入「由治及興」關鍵階段的香港而言，編制首個五年規劃，也是其破解深層次發展矛盾、鞏固提升核心競爭優勢、實現長治久安的現實迫切需要。當前社會上存在一種片面認識，認為香港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只需依靠自由市場的自發調節即可實現發展的良性循環，毋須政府制定科學系統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這一觀點本質上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誤讀，是脫離當前全球生產力發展現實與香港本地發展實際的陳舊認識。
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念，誕生於18世紀工業革命初期，社會化分工程度相對初級的階段，適配的是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與全社會的理論認知程度。而進入21世紀，全球生產力發展已實現質的躍升，生產的整體性、系統性、複雜性與社會化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新型能源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早已突破單一企業、單一行業的邊界，不僅需要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推進技術攻關與產業轉化，更離不開新型基礎設施的全域支撐、跨領域產業鏈的協同配套與創新生態的系統構建。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統籌引導、前瞻布局絕非可有可無，而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正是政府發揮引導作用、彌補市場失靈的核心抓手。從全球發達經濟體的普遍實踐來看，經濟體越發達、產業體系越複雜，對科學中長期規劃的需求就越迫切。美國出台《晶片與科學法案》布局前沿科技與產業鏈安全，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引領工業數字化轉型，歐盟發布「數字十年」規劃統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均印證了相關規劃已是成熟市場經濟體應對全球競爭、培育發展新動能的核心工具。
自回歸以來，香港雖依託「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長期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但也積累了一系列單靠市場自發調節、零散年度政策難以根本破解的深層次發展瓶頸，這些問題的系統性解決，需要依靠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統籌引領。
其一，在住房與民生改善領域，香港住房短缺、公屋輪候周期長等問題長期存在，是影響民生福祉的核心痛點，而住房建設涉及土地收儲、規劃布局、跨部門協同等多個環節，實施周期長達數年，唯有通過五年規劃明確供應目標、開發節奏與配套計劃，才能形成持續推進的制度合力。
其二，在產業轉型升級與國際創科中心建設領域，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實體經濟佔比偏低的問題突出，雖擁有頂尖高校科研資源，但科研成果本地轉化率偏低、產學研融合存在明顯堵點，需要通過五年規劃明確創科發展重點賽道、資源投入方向與政策支持體系，推動各類要素協同發力，培育支撐長遠發展的新質生產力。
其三，在重大戰略落地與國家戰略對接領域，北部都會區建設是香港拓展發展空間、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布局，建設周期長、涉及領域廣，唯有以五年規劃明確建設目標與實施步驟，才能避免碎片化開發。
面對這些涉及全局、關乎長遠的系統性發展問題，僅靠市場自發調節與零散年度政策，難以形成穩定的發展預期與強大的發展合力，只有通過五年規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同頻共振，香港才能精準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三、制定科學規劃是香港立足自身優勢、契合發展實際的切實可行之舉
當前社會上還存在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即便香港有制定發展規劃的需求，也不具備落地實施的條件。他們認為只有像內地這樣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才能推動中長期規劃的有效落地，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和地區無法制定和實施跨周期發展規劃。這一觀點既無視全球發達經濟體的普遍實踐，更完全脫離了香港的發展實際，是對規劃實施邏輯的片面誤讀。事實上，立足「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香港，不僅有制定科學中長期發展規劃的迫切需要，更具備將規劃實施落地、以規劃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完備條件與堅實基礎。
能否制定並實施中長期發展規劃，核心不在於社會基本制度，而在於能否通過法治建設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穩定的發展預期；能否構建起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實施機制。全球範圍內諸多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實踐早已印證，只要政府敞開大門廣泛徵集民意、充分凝聚社會發展共識，將規劃實施納入法治軌道，明確政府自身的權責邊界與實施義務，不論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都能推動中長期發展規劃落地見效。日本、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多輪五年規劃，均通過法定程序明確了跨內閣的實施要求，形成了全社會的發展共識；德國「工業4.0」戰略、歐盟「數字十年」規劃，也均通過跨黨派、跨區域的協同機制，實現了中長期目標的穩步推進。
尤其是身處「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更加具備制定和實施科學發展規劃的獨一無二的優越條件。一方面，「一國兩制」為香港規劃實施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香港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能夠有效統籌跨部門、跨領域的政策資源，避免西方選舉制度下的政黨撕裂與政策反覆；當前香港已邁入「由治及興」新階段，行政立法良性互動，行政長官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統籌編制五年規劃工作，各政策局已成立「香港五年規劃編制小組」，立法會同步設立「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協同推進，形成了行政立法同向發力、全政府協同落實的工作格局，為規劃編制與落地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
另一方面，國家始終是香港制定實施發展規劃的最堅強後盾。國家連續多個五年規劃均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且擁有數十年編制實施五年規劃的成熟經驗，可為香港提供全方位的經驗借鑒與戰略支撐。例如北部都會區建設，可直接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與國家「十五五」相關戰略部署，獲得國家在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協同發展、要素跨境流動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國際創科中心建設規劃，可依託大灣區完整的產業鏈配套與廣闊的市場空間，實現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產業落地的全鏈條貫通，這些都是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另外，香港自身成熟的法治體系、高度國際化的市場環境，也為規劃的法治化實施、市場化推進提供了堅實基礎。
因此，香港完全具備制定和實施科學五年規劃的自身條件和外部支持，編制首個五年規劃，絕非脫離實際的主觀意願，而是完全契合香港發展稟賦、具備充分可行性的科學決策。
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順應生產力發展客觀規律、破解深層次發展矛盾的必然選擇，也是「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治理創新。這一重大舉措既立足香港自身發展稟賦，又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鞏固提升核心競爭優勢的關鍵抓手。只要澄清認知誤區、堅持科學編制、凝聚社會共識、依法推進實施，這份規劃必將為香港「由治及興」發展新階段注入強勁動力，推動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持續發揮獨特作用、實現更好發展。
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