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和曉丹寧靜地創作 在電影中與故人相遇
從重慶大足小城到北京電影學院，再到遠赴加拿大蒙特利爾，導演和曉丹的人生軌跡如同一部跨度數十年的公路電影。和曉丹是加拿大第一位獲得政府資金拍攝故事長片的華裔導演，曾執導故事片《蒙特利爾，我的美人》、《春色撩人》、《開羅來信》，及紀錄片《星星的舞蹈》、《我的父親和他的憂鬱》、《迷失的摩梭》等，用鏡頭講述着關於女性、關於困境、關於希望的故事。在一個陽光溫和的下午，我們聊起了她的電影人生，關於最初的感動，關於創作的陣痛，也關於一個創作者如何在這條路上找到自己。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寧
18歲那年，和曉丹從雲南來到北京電影學院。在此之前，電影對她而言還相當遙遠。「那個時候的中國沒有機會看到太多的電影，我也沒有對電影有那麼強的感受。」但進入電影學院後，一切都變了。
如果非要找到那個「最初瞬間」，和曉丹會毫不猶豫地提到侯孝賢。「我看的第一部應該是《風櫃來的人》，看完以後我就說：天吶，電影可以這樣地真實！」回憶起那個夜晚，和曉丹的眼中依然閃着光。侯孝賢鏡頭下的小城青年，那種真實而樸素的狀態，一下子擊中了她。「我是有小城成長經歷的人，在大足長大，從那個地方一直到昆明，到北京，再到國外。當看到侯導的電影時，我十幾歲在大足的生活經驗一下子就連接起來了。」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鄉愁，一種被看見、被關懷的溫暖。「我回到宿舍哭了一晚上，也不知道具體感動什麼。但現在回憶起來，我知道我感動的是什麼——那種真實的魅力，普通人直面命運的力量。」
侯孝賢之後，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成為了她的第二位「電影聖人」。「《兩生花》是我覺得最美的電影，至今我都認為那部電影在美感和神秘感上完全征服了我。光線、鏡頭、美術、演員的狀態、音樂的整體融合，太享受了。」而第三位，是伊朗導演阿巴斯。「他感染我的是那種詩意和樸素。」用非職業演員、極少的經費，就在伊朗鄉村拍攝，卻帶出了很深很深的詩意內涵。「我覺得他是一位電影詩人，很純粹，那種境界高不可攀。」
侯孝賢給了她真實的力量，奇斯洛夫斯基給了她美感的震撼，阿巴斯給了她詩意的啟迪。和曉丹笑稱這三位是她的「電影三聖」，「18歲愛上了電影，完全被征服了」。
劇本就是電影的本質
和曉丹所有的故事都是自己編劇。「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寫作，寫劇本的過程就是挖掘故事的過程。」她特別認同黑澤明的一句話：「一個導演，你要成為導演，要從寫劇本開始。你不會寫劇本，就不能真正了解電影的本質。」
對和曉丹而言，寫劇本不僅僅是寫。「編寫的時候，腦子裏已經在拍電影了。我和我的人物相遇，這個相遇是慢慢聚焦的過程，把他的命運藍圖看得越來越清楚。」三四年創作的過程，邊寫邊在想像的世界裏與人物相處。「後來當這些演員真正出現的時候，我竟然有一種與故人相遇的感覺——他們從我想像的世界裏出來了。」
但如何知道改到了「對」的版本？和曉丹用一個生動的比喻回答：就像女孩子要去見熱戀中的男友，試了一件又一件衣服，總覺得哪裏不對。直到某一刻，在穿衣鏡前一看，「哎，這個樣子是對的」，而約會的時間也到了，不能再囉嗦了。「拍電影也是這樣。製片人會告訴你，下個月1號開機了，劇本要交出去了。那個鈴鐺響了，約會的時間到了，你要出門了。」當然，劇本可以80%滿意，剩下的，和曉丹寄望於拍攝中的「神來之筆」。「有的時候即興發揮，電影之神會給我一個禮物。」
在創作方法上，和曉丹有一個「小秘密」——人物庫。「我從小喜歡觀察各種人，地鐵上遇到的，大堂裏碰見的，有的人形象太鮮明了，讓你這輩子都忘不了。」這些人存在她的腦海裏，形成了一個無形卻有形的人物庫。「你要寫人物的時候，你就有資源，調出來就好了。」
相比人物，和曉丹認為結構才是最大的挑戰。「結構對我來說比人物還難，但它有無限的可能性。如果結構把握好了，我會更踏實。節奏上一定要成立，要有巧思。」至於對白，則是她最享受的部分。「想像人怎麼說話，也來自觀察。用最少的話說出最多的言外之意，這是編劇應該追求的目標。」
創作的底色是悲憫之心
在創作之路上，和曉丹也曾陷入低谷，懷疑自己的才華是否足夠。但陣痛期並沒有太長。「當我回到創作本身，反而覺得最安全。我拋開了其他憂慮，說那我就全力以赴試一次。與其猶豫、懷疑，不如什麼都不管，全心全意投入創作。」
「做藝術要豁得出去，而且要願賭服輸。」和曉丹說，「它有點像賭博，你付出四年，要心甘情願。就像愛上一個人，無法知道是否能白頭到老，你還願意去愛嗎？如果付出了一切能如願，是最好的結果；不能，你是否會後悔甚至怨恨？」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自己知道，不嘗試我會遺憾終身。嘗試了沒有結果，沒關系，我願意承受。」
從大足到昆明，從北京到加拿大，多元文化經歷給了和曉丹更豐富的維度。「我慶幸25歲才走出去，行囊裏已經裝了中國文化最優秀的和我愛的東西。」她不認為走出去就更優越，「但它給了我多一個視角，變得更豐富。最後落腳點還是創作者自己，你最想關注的是什麼？你的價值觀、審美是什麼？」
而和曉丹最關注的，一直沒有變過。「我對人的悲憫心沒有變，這是我創作的底色。」她提到張愛玲筆下的蒼涼感，但她說：「我更願意說悲憫。從小我就是一個很有同情心的小孩。年紀越大，對人的困境、掙扎，複雜性的理解越深刻，這種悲憫就越深。」但同時，「我希望我的作品給人希望，給人勇氣。哪怕是剖析困境、悲傷的故事，也要有希望。」
作為女性導演，和曉丹並不刻意強調自己的性別。「我不是一個愛賣慘的人。工作中我要求被尊重——把我當人，尊重我就好。」她認為，太在意女性導演的身份，反而把自己放到了弱勢地位。「自尊、自立，盡自己的本分，自強者天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