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集/唐德剛給「三座大山」做口述歷史\海龍
唐德剛是著名歷史學家和作家，也是幾十年來暢銷書的常青樹，他深刻兼詼諧、幽默中寓涵哲理的文筆受到幾代讀者的喜愛。他被公認的成就是他為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是上世紀中葉西方史學界推出的一種新方法，它提倡搶救性訪問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或歷史名人，並記錄他們口述的切身經歷以驗證並補足史實，使現代史學著述更豐滿更接地氣。「口述歷史」這個名詞看起來高大上，但其實質卻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治歷史要忠於活的史實。
唐德剛在一九五○年代就投入這項工作，其突出成就有《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和《張學良口述歷史》等。前面三本書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座大山」。
一般讀者往往以為口述歷史一如名人訪談節目，它難度不大而且容易討巧。因為一般情況下被採訪者多是名人而易受社會關注。名人有傳奇經歷，其一言一行都是熱點，執筆者按照「你說我記」的方法對照錄音寫出來實錄不就萬事大吉啦！——其實，從事這項工作的艱辛遠非局外人想像得這麼簡單。以唐德剛給胡適和李宗仁一文一武兩位大人物做口述歷史的史實剖析，足以證明進行此項工作之艱難。胡適曾是學界政界泰斗，而李宗仁曾做過代總統。此二人一是文壇祭酒，一是武壇和政壇悍帥。他們都非常自信而且自詡權威。給他們做「口述」絕非易事。
首先胡適自認為是文壇大家且早有《自述》問世。他開始時覺得這口述歷史完全可以自己用嘴撰寫、他舌燦蓮花出口成章，唐德剛頂多只是個筆記秘書，「我說你寫」就成。胡適有點太看輕了這項工作。入山方知林深。原以為幾個月的活兒他們卻拖了不止兩年才完成。待完成後胡適不得不服膺「活到老學到老」、口述歷史是一門新科學。胡適從這段工作中學到了不少新的東西。
至於李宗仁，那就更有意思啦。李宗仁武人出身，平日非常自信，又兼一生叱咤風雲，後來又曾經掌國，更是不可一世。讓他做口述，他可以滔滔不絕口如懸河不容插嘴更不容糾正。他素以為講本人親身經歷他有絕對發言權他是當然權威，按他說的寫下來就是最難得的、原汁原味的「歷史」。因此他不容詢問更不容質疑。對這樣的強勢口述者，唐德剛怎樣接招呢？
還有更可怖者。顧維鈞是從清末、民國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的數朝元老，政壇和外交界風雲人物，世界級的政壇常青樹。他的名聲和資歷連各國政要都對之恭敬異常，他生前將文件資料捐贈哥倫比亞大學三百餘箱，本人著作等身。他非常自信而且是外交斲輪老手，對這樣一位前輩，初出茅廬的唐德剛如何向他做口述？
面對這「三座大山」，唐德剛並沒被嚇倒。他有新式武器和扎實的學問根底。對口述歷史，他深知，不管傳主多麼自信，當事人親歷和回憶有可能不真實甚至不足為憑。這裏面有主觀和客觀兩大因素。主觀上，傳主或當事人談論自己、師長、尊親時有可能有避諱或事後加工；亦可能溢美、掩飾甚至為尊者或親者、賢者美言或貼金。客觀上的因素更複雜。它可能包括當事人因時間久遠而記憶失真、誤置甚或編造，也可能因材料缺失，傳主自己要補足自圓其說。另外口述歷史傳主往往德高望重、年老、自信，有的容易固拗、偏執，有的還因疾病纏身或其他因素，需要非凡的耐心和交際技巧來完成。
有時候，基於當事者原始資料的「權威性」稀缺性和珍貴性，很多情況下，傳主及其家人、助手、工作人員甚至其後人往往想以「權威發布」的身份來發表道聽途說甚至八卦流言。這些對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老百姓讀者會很有迷惑性，這亦是史學工作者要非常警覺的。
做口述歷史，要有史識史膽。口述歷史不只是筆錄，而更是一種複雜的研究過程。訪談前要做足資料和歷史背景研究，明白自己要談什麼、怎麼談。其次，對自己的訪談主題要有足夠的勇氣和學識，對歷史負責。訪談者對訪談內容要有足夠把握和充分論據，他不只是傾聽和記錄，而要把握珍貴機會去核證事實，有討論、有爭辯、有鑒定；要能夠激發傳主談興和縱深話題的意願。
唐德剛曾說：「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佔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李宗仁的回憶錄情況更甚，據唐氏介紹，其本人口述僅僅佔到百分之十五，其他百分之八十五是唐德剛從相關的歷史文獻中一點點考證修訂而成的。
而做顧維鈞回憶錄尤難。顧是劃時代外交史的風雲人物，精通外語，記憶力超強，但他也會出錯。有一次，顧維鈞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德剛指出這裏有誤，但顧維鈞不服氣，堅稱「事如昨日」，自己絕不會錯。最後唐德剛不得不找出顧維鈞本人幾十年前簽署的文件來讓他核對和驗證。在鐵證面前，老爺子最後不得不服氣，開始正視這個後生小子的努力和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