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日汽車產業的此消彼長 看香港的時代性紅利
方圓 中國（香港）經濟研究院政策研究總監
近年，中日關係的日趨緊張與摩擦加劇乃不爭之事實。外界在分析其原因時，往往習慣於將視線投向歷史積怨、民族情仇，或是地緣政治、中美博弈等宏大敘事之中。然而，若我們剝離這些表層的意識形態與安全焦慮，僅從最為現實的「純經濟視角」去窺探其底層邏輯，不難發現一個極少被大眾提及卻至關重要的核心原因——兩國汽車產業的「攻守異勢」與「此消彼長」。
日本汽車產業：失落全球霸主地位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以來，日本的豐田、本田和日產等汽車製造業巨頭，憑藉「省油、耐用、性價比高」的產品迅速打開全球市場。相關數據顯示，1980年日本汽車產量已突破1,100萬輛，並一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汽車生產國；其後持續擴張，在2018年前後全球銷量更達約3,000萬輛。汽車產業長期貢獻日本約8%至10%的GDP，並直接或間接支撐數百萬就業。可見，在過去數十年間，汽車工業不僅是日本的重要產業，更是其在「失落的三十年」中維持經濟韌性的核心支柱。
然而，進入電動化時代，日本車企在技術路線上的判斷出現偏差。過度押注氫能與混合動力（HEV），加上對內燃機體系的路徑依賴，使其在2020年代初全面爆發的純電動車（BEV）浪潮中步履蹣跚。相反，中國自2010年前後開始將新能源汽車上升為國家戰略，並通過巨額研發投入、產業規劃與基礎設施建設（如充電網絡）系統性推進電動化轉型，並培育出比亞迪、蔚來、理想等電能車翹楚，逐步實現汽車產業的「彎道超車」。
中國電能車：助力汽車產業「彎道超車」
年初，有日媒報道，中國汽車品牌的全球銷量已達到約 2,700 萬輛，正式超越日本（約 2,500 萬輛），結束其自2000年以來長達25年的冠軍地位。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市場結構的劇變。長期以來，東南亞被視為日本汽車產業的「後花園」，例如豐田在泰國市場的市佔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日系品牌合計市佔更一度接近九成。然而，中國電動車憑藉高性價比與智能化配置近年快速滲透市場，在泰國等地的市佔率於短短數年間由不足5%上升至約40%至50%；在2026年初的曼谷國際車展中，比亞迪的訂單量首次超越豐田，成為標誌性轉折點。
這種產業層面的權力轉移，加劇了日本的戰略焦慮，並進一步外溢至政策與外交層面，成為中日關係轉趨複雜的重要經濟動因之一。
香港的時代紅利：超級聯繫人的新角色
事實上，日本汽車產業所承受的衝擊，是全球製造業權力轉移的縮影：以精密機械與工程優化為核心的傳統體系，正讓位於電動化、數字化與智能化驅動的新工業範式。對中國車企而言，挑戰已不止於製造能力，而在於跨越國際市場的制度門檻，包括合規監管、專利訴訟、關稅壁壘及跨文化營運風險。
在這一背景下，香港有潛力從「超級聯繫人」進一步升級為「國際化風控與資本運作中樞」。一方面，香港成熟的航運與貿易融資體系，能夠有效支撐整車出口與供應鏈全球配置；另一方面，香港匯聚普通法體系下的法律專才及熟悉國際規則的專業服務機構。當中國車企在歐美面臨反補貼調查、技術封鎖或知識產權訴訟時，香港能夠提供結構化的法律應對、合規設計與風險對沖方案，成為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制度緩衝區與風險防火牆，並帶來高附加值的專業服務與總部經濟收益。
中日汽車產業的此消彼長，既是產業競爭，更是技術路徑與制度能力的重構。香港若能準確定位，將有機會在新一輪產業秩序重組中，收穫屬於自身的「時代性紅利」。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