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問天天問】航天先鋒隱姓埋名 以信念「大漠墾荒」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浩瀚星空，往往先想到那些輝煌的發射瞬間。但中國航天事業的真正起點，並非只有鮮花與掌聲，更多的是一群在「一窮二白」中默默耕耘的科學家，在荒原與書齋中憑藉信念為民族「墾荒」的歲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這些「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航天先鋒，用他們卓越的遠見、深厚的學識乃至生命，為新中國的飛天夢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故事的開端，源於少數人的遠見卓識。1955年，在世界空氣動力學界享譽盛名的錢學森衝破重重阻撓，踏上歸國輪船。他的回國，使中國導彈與航天事業的啟動至少提前了數年。1956年，他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標誌着中國航天事業的正式創建。
幾乎同時，氣象學家趙九章也在積蓄力量。1957年蘇聯發射首顆人造衛星後，他敏銳意識到太空時代來臨，四處奔走演講。與錢學森主攻「箭」不同，趙九章更專注於「星」的研製。在那個溫飽尚待解決的年代，他們不僅要面對技術空白，還須證明搞衛星對百廢待興的國家具有長遠戰略意義。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航天史，是一部在極端困苦中逆流而上的奮鬥史。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全國掀起「衛星熱」。然而，鑑於國力匱乏，趙九章等科學家做出務實決定：暫時擱置衛星計劃，改以「火箭探空」練兵，從一次次發射中積累數據、培養隊伍。
1958年9月，在吉林白城子的荒野上，一具六米高的火箭噴出烈焰騰空而起，這是中國乃至亞洲的第一枚高空探測火箭。令人驚嘆的是，其主要研製者竟是北京航空學院（現北航）的師生。缺少材料便自己動手，沒有經驗便屢敗屢戰。液體火箭發動機經歷了多次失敗才獲成功，他們用青春熱血證明了中國人有能力將火箭送上天空。
與此同時，郭永懷——這位與錢學森齊名的空氣動力學大師，也在力學研究所默默耕耘。他不僅關注衛星的「回地問題」，更在1964年受命負責研製小型地對空導彈（代號五四一工程）。在他率領下，科研團隊僅用半年便完成試驗彈發射，創造了令人驚嘆的「五四一速度」。
1964年，中國自行研製的「東風二號」導彈發射成功。一直在觀察時機的趙九章認為，發射衛星的時機成熟了。同年12月，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他通過面呈方式，將一封厚厚的信交給周恩來總理。信中他科學預估運載工具能力，堅定提出中國應在1970年左右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這封信如同一劑強心針，推動了衛星工程的正式立項。
從「探索者」到「指揮者」
1965年，代號「六五一」的衛星研製任務啟動。此時，航天先鋒們已完成從「探索者」到「指揮者」的轉變。趙九章帶領團隊拿出「東方紅一號」總體方案，確立了「上得去、抓得住、聽得到、看得見」的十二字方針。郭永懷則受命參與衛星本體及返回式衛星的研究，他的智慧貫穿了從結構設計到熱控制的每一個細節。
在那個年代，科學家們付出的不僅是智慧，甚至還有生命。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在從青海基地趕回北京的途中不幸遭遇空難。當人們找到他的遺體時，發現他與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那隻裝有絕密實驗數據的公事包完好無損地夾在兩人胸前。周恩來得知後失聲痛哭。這位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用生命詮釋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擔當與忠誠。
回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些航天先鋒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兩彈一星」的豐碑，更是一種精神範式。錢學森的「系統工程」思想，讓中國航天擁有了嚴謹的科學管理方法；趙九章的務實規劃，讓衛星事業避開了大躍進的浮誇，走穩了第一步；郭永懷的犧牲，則鑄就了「兩彈一星」精神中最悲壯的底色。
他們是先行者，更是奠基人。在那段篳路藍縷的歲月裏，他們以民族復興為己任，在科學的高峰上奮力攀登。今天，當我們仰望星空，看到「神舟」飛天、「嫦娥」奔月，不應忘記那一代人的背影——他們從時代的迷霧中走來，卻為我們指明了通向星辰大海的航向。
●梁偉傑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專業發展總監，兩次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主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由香港教聯會主辦，旨在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中心特別成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設有多個不同學習區，全面展示國家航天科技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航天科技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