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海外找礦與西方的區別在哪?
相較於西方透過戰爭掠奪當地資源，中國在海外找礦始終堅持互惠互利原則。國際問題專家、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海外找礦同西方的根本區別，在於中國更強調共同開發、產業配套和長期發展收益。
以非洲為例，中國企業在剛果（金）、贊比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幾內亞等國參與銅、鈷、鋰、鐵礦、金礦等項目，通常採取股權投資、礦權合作、工程建設、冶煉加工和基礎設施聯動方式。比如，紫金礦業2024年經營數據顯示，其全球本地僱傭率達到95.98%，本地採購率達到82.31%，社區投入達到8.12億元人民幣，員工總數超過5.5萬人。
「這些數據說明，中國企業在海外礦業中並非簡單地把礦石運走，還在就業、稅收、社區建設、技術培訓、供應商體系和基礎設施改善方面為當地創造實際收益。」沈逸說，中國對全球礦產供應鏈的貢獻，還體現在擴大供給、穩定價格、推動綠色轉型。關鍵礦產如果長期被少數西方礦業巨頭、金融機構和貿易商控制，全球新能源產業就會承受更高成本，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分享產業升級紅利。中國企業參與非洲和拉美礦產開發，將資本、工程能力、冶煉能力和終端製造需求連接起來，有助於把資源國納入全球新能源產業鏈。
比如中國企業在西芒杜項目中合計持有約75%的權益，幾內亞政府則獲得無需出資不可稀釋的15%乾股，每年可直接獲得約1,800萬噸鐵礦石份額。沈逸說，幾內亞西芒杜項目之所以具有標誌性意義，原因就在於它並非單一礦山工程，還包括鐵路、港口和跨國銷售體系建設，力拓披露該項目需要礦山、鐵路和港口共同開發，用於把內陸高品位鐵礦運往海岸並進入國際市場。對資源國來說，這類項目可以推動交通基礎設施、工業化能力和財政收入同步提升。
西方以政權干預實施資源控制
與中國相比，西方國家的傳統資源控制模式則具有更強的軍事化、金融化和不平等色彩。沈逸對香港文匯報梳理指出，歷史上，西方殖民體系通過礦權壟斷、特許公司、債務控制、政權干預和軍事佔領，將亞非拉資源納入自身工業體系。進入當代，這種邏輯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更多披上「安全」「民主」「反恐」「供應鏈韌性」的外衣。
「美國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尤其典型。」他表示，2019年特朗普公開談到敘利亞油田時，曾聲稱美國要「keeping the oil」（把石油攥在手裏），ABC報道指出，這類做法可能涉及戰爭法爭議。
沈逸認為，從實踐看，中國模式的先進性已經在合同透明、稅收合規、本地就業、技術轉移、社區投入、生態修復和安全生產等多方面的持續改善中得到有效證明。客觀地說，只要中國企業能夠把資源開發同東道國工業化、基礎設施、財政能力和民生改善結合起來，中國海外找礦就會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互利共贏的特徵。與依靠戰爭、制裁、金融霸權和軍事基地維護資源控制的西方舊模式相比，中國更有條件推動形成一種面向能源轉型時代的新型礦產合作秩序，即資源國、投資國、消費國和全球綠色產業共同受益。不過他也提醒，中國還應防範美西方媒體以及特定類型行為體對中國企業的道德綁架。
資源競爭不應淪為「新殖民主義」翻版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對香港文匯報說，在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進程中，資源競爭不應淪為「新殖民主義」的翻版。中國稀土產業的發展經驗表明，真正的產業優勢來自技術創新與生態優化的良性互動。唯有將技術創新置於地緣博弈之上，將產業協同置於「零和」對抗之外，人類才能真正實現從「爭奪資源」到「創造資源」的文明躍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