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故事/唐代磚墓出土 印證千年治疆史
新疆首座有明確紀年的唐代高等級官員墓葬、位於天山南部阿克蘇地區庫車市友誼路墓群的唐代安西都護府副都護尹公墓，考古結果日前公開，再次實證中央政權千年治疆史實。這座目前南疆地區唯一的唐代磚室墓，一舉填補了龜茲地區唐中後期安西都護府官員墓葬的考古空白，為研究唐代中央政權治理西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證據。\大公報記者 應江洪
據了解，尹公墓的發現並非偶然，而是庫車友誼路墓群持續考古發掘的重要成果。這片墓群地處龜茲故城東100米處，自2007年首次發掘出晉十六國時期漢室磚室墓並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以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先後在那裏完成5次考古工作，累計清理出春秋戰國至元明時期的墓葬2200餘座，出土文物2800餘件，是研究西域歷代政權沿革與文化交融的核心遺址。
墓主係軍政大員守疆重臣
2025年9月5日，考古人員在該墓群發掘區清理出一座特殊墓葬，墓中出土的武士泥俑、開元通寶等遺物，最先讓考古團隊判斷這是一座唐代高等級墓葬。隨着發掘工作深入，一方刻有「唐故四鎮支度判官侍御史尹公墓誌銘」的方形志蓋重見天日，結合墓誌中可清晰識讀的686字銘文，墓主身份最終被確定為唐代安西都護府副都護。這座墓葬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是新疆已發現的唯一一座有明確紀年的唐代磚室墓，也是南疆地區首次發現伴出墓誌與武士泥俑的唐代墓葬。其選址、規制與出土遺存，都為還原唐代龜茲地區的軍政格局與社會風貌提供第一手資料。
墓誌銘文顯示，尹公為甘肅天水人，因墓誌部分篆刻殘損，全名已不可考，考古學界便以志蓋所書「尹公」稱之。其卒於唐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安葬於「都護府城東烏壘原」，這一記載直接實證唐代安西都護府治所設於龜茲故城。
尹公並非普通官員，而是身兼數職、橫跨多領域的西域軍政要員。他歷任縣令、主簿、都虞候制官、關東兵馬使、水陸運使、率更令等職，工作覆蓋軍營軍務、物資運輸、水利疏浚、禮樂刑罰等多個領域，足跡遍布于闐、焉耆、龜茲、西州及陝西多地，是唐代安西都護府「軍政合一」治理體系的典型執行者。尤為重要的是，尹公去世的791年，正值「安史之亂」後西域與中原聯繫受阻的特殊時期。墓誌明確記載其官至安西都護府副都護，證明即便在中原局勢動盪的中晚唐，安西都護府仍維持正常運轉、堅守疆土，持續履行治理安西四鎮、維護西域穩定、疆域統一的職責。
墓葬形制與中原高度一致
考古公開資料顯示：尹公墓的墓葬形制、喪葬習俗，與中原及河西地區高度一致，直觀展現了唐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一體性。該墓葬採用長斜坡墓道、磚室結構，符合唐代地方高等級官員的喪葬規制。同時，墓主人「口含、手握錢幣」的葬俗，是中原地區傳承千年的喪葬傳統。而墓群出土的蓮花紋陶罐、三足銅盤、鐵鏡等遺物，也均帶有鮮明的中原工藝風格。龜茲博物館館長馬麗麗表示，此次唐代尹公磚室墓的發現，完整延續了中央政權管轄西域、中原文化扎根西域的歷史脈絡，是政權治理與文化傳承的雙重實證。
三項新考古成果詮釋祖國新疆：
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程奐墓
程奐墓出土有各類陶俑及銅、玉器等。在墓門與甬道連接處，發現墓誌一方，志蓋豎排右起陰刻大篆「大唐故程府君 墓誌銘」。墓誌首題為「唐故中散大夫恆王府長史攝北庭副都 護廣平程府君墓誌銘」。志文詳細記載了程奐追隨李元忠來到北庭，先後擔任瀚海軍副使、北庭府長史等重要官職，最後攝北庭副都護的生平經歷。
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李重暉墓
李重暉墓出土有生肖俑、儀魚、塔式罐、硯台和鐵券等。在後室墓門處出土墓誌一方，墓誌首題「唐故西州都督府長史朝散大夫試太子中允隴西李公墓誌銘並序」，志文詳細記錄了李重暉在安史之亂後舉家遷徙到河西，任職瓜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後調任西州，先後擔任西州都督府交河縣令、西州都督府錄事參軍與長史的任職經歷。
庫車市友誼路墓群尹公墓
尹公墓出土有墓誌志蓋與志石，志蓋陰刻篆書4行16字，為「唐故四鎮／支度判官／侍御史／尹公墓誌銘」。志文明確記載墓主先後任「金池府別將」（今陝西彬州）、「焉耆都督府戶曹」，此後除曾短暫到關中任金池府折衝、壽王友和率更令等外，主要在安西任職。
資料來源：光明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