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記錄者、民眾的動員者、歷史的講述者
民國時期，抗戰電影的誕生與作用，植根於民族危亡的時代語境。馬曉馳表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於全民動員，在抗日救亡大潮中，愛國文藝家深刻地意識到自身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1936年文藝界人士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戲劇、電影、音樂等抗敵協會也紛紛建立。這標誌着文藝抗戰陣線凝聚起廣泛共識。「抗戰烽火不僅重塑中華民族的命運軌跡與民眾的生存圖景，更深深叩擊電影工作者的內心，催生強烈的使命擔當。時代洪流改寫中國電影的主題，其娛樂屬性逐步讓位於救亡圖存的時代需求。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大批以抗戰為主題的影片應運而生，成為電影工作者投身民族救亡的生動註腳。」
他認為，時代的記錄者、民眾的動員者、歷史的講述者——這三點定位揭示了抗戰電影的核心功能。「電影工作者是時代的記錄者，他們通過紀實影像和故事片創作，記錄抗戰的悲壯、侵略者的暴行以及民眾的悲歡離合；電影工作者是民眾的動員者，讓許多尚未充分意識到不抗戰即亡國滅種的民眾通過紀實再現和故事講述理解社會時局，奮起反擊日軍；在當下，電影工作者是歷史的講述者，以光影為筆續寫民族記憶，傳承抗爭勇氣與愛國熱忱。」
他續稱，文以載道、文以經世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重要傳統，深刻影響文人知識分子的創作方向和價值取向，現實主義精神一直具有積極意義。「抗戰時期，愛國電影人賦予『道』以全新內涵——表現人民苦難與美好生活願景，激發全民族抗戰決心。中國電影人真誠記錄時代，與歷史文化形成對話，與人民的深層集體心理形成良性互動，為抗日救亡承擔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和時代責任。在民族危機的歷史背景與『文以載道』精神傳承的雙重作用下，抗戰題材電影的拍攝歷程得以開啟，並不斷取得新的藝術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