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傳/愛國是《大公報》刻在骨子裏的基因

  圖:這是位於延安棗園的「五大書記」銅像,左起為任弼時、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和朱德。圖為小朋友在五大書記銅像前戴着紅領巾,敬少先隊禮。\大公報記者蘇雨潤攝
  圖:這是位於延安棗園的「五大書記」銅像,左起為任弼時、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和朱德。圖為小朋友在五大書記銅像前戴着紅領巾,敬少先隊禮。\大公報記者蘇雨潤攝

  《大公報》當年為什麼派了那麼多記者到延安採訪?這背後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郭小良用「愛國」二字作為解釋,他將其稱為《大公報》「刻在骨子裏的基因」。自1902年創刊起,「愛國」二字便與《大公報》的發展緊密相連,在百年辦報歷程中一脈相承。

  筆尖雄文 滿懷愛國關切

  「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之際,《大公報》就以「明恥教戰」作為挽救國難的報道方針。「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大公報人開始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國的前途到底在哪裏?民族的希望又究竟在哪裏?」郭小良進一步解釋,正是這份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驅使着作為記者的范長江主動請纓前往西北,深入延安進行採訪,試圖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尋找民族未來的方向。而那份大公報人薪火相傳的愛國精神,則在他所撰寫的《動盪之西北大局》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字裏行間滿是對國家前途的關切。

  烽火連天的歲月,大公報記者穿過硝煙瀰漫的征途,奔向延安。抗日的主張,民族的希冀,在筆尖化作一篇篇雄文。毛澤東自范長江首次採訪起,對《大公報》和大公報人重視有加。此後,大公報記者一次一次奔赴延安,熱情謳歌這片土地,因為這裏不僅僅是革命青年嚮往的希望之地,更是中國抗戰最堅定的力量。

  「整個抗戰階段,都能看出大公報人深深的愛國情懷,我覺得這也是《大公報》派四位記者毅然前往延安的驅動力。」郭小良頗為感慨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