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潮汐的刻度：重審中西文明互鑒的失衡與重構\吳志良
無論你理解不理解，歷史的長河總在不對稱的河道中奔湧，中西文明互鑒也如是。當利瑪竇在明末繪製《坤輿萬國全圖》時，中國士大夫驚嘆於世界之廣，卻未曾預見這張地圖將如何改寫文明對話的規則。自十九世紀始，西學如潮水般湧入東方，而中學西傳卻似細沙淤積於他者的河床。這種失衡非偶然，而是權力、技術與文化敘事交織的必然。
從朝貢體系到殖民秩序，實為歷史權力的傾斜。
「厚往薄來」朝貢體系下的「天下觀」，曾以華夏為中心編織出一張文化輻射網。但工業革命的蒸汽機轟鳴，徹底顛覆了舊秩序。一八四○年的炮火不僅轟開中國口岸，更撕裂了傳統文明的自信。嚴復翻譯《天演論》時，刻意選用文言文的雅正，卻難掩「物競天擇」背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弱者須向強者求生存法則。這種單向學習模式，使「師夷長技」逐漸異化為對西方現代性的全盤承認，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折衷在甲午戰敗後顯得蒼白無力，令幾代人深感迷惘。
殖民者不僅帶來商品與槍炮，更植入了一套知識等級制。西方傳教士在創辦新式學堂時，將幾何學與《聖經》並置教授；東京審判採用英美法程序，卻無人追問《唐律疏議》中的東方法理。當文明對話淪為「先進」對「落後」的啟蒙，中學西傳便失去了平等對話的基石。傳播話語權的丟失，無可避免。
從活字印刷到數字霸權，體現的是媒介與技術的不對稱。
古登堡印刷術催生了西方的知識平民化，而中國直至十九世紀仍依賴雕版與官刻系統。這種技術代差直接影響了思想傳播效率：達爾文《物種起源》問世十年即引發全球論戰，而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直到二十世紀才被系統譯介。更深的裂痕在語言層面蔓延──英語借殖民網絡成為世界語，而漢語的方框字始終被視作需要破解的密碼。理雅各譯《論語》時，用「benevolence」對譯「仁」，將儒家核心概念錨定在基督教倫理框架中，這種轉譯損耗至今仍在西方漢學界投下陰影。
數字時代看似打破了物理邊界，實則強化了世界既有權力結構。互聯網協議（TCP/IP）誕生於美國國防項目，社交媒體算法內置了西方價值觀偏好。當TikTok試圖重構傳播秩序時，即刻遭遇「數據安全」的審查──技術標準從來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主權的延伸，甚至是文化霸權的張揚，強化了文明對話的不平等性。也正因為這樣，DeepSeek的出現才會引致世界不尋常的關注和反應。
被重構的現代性譜系，映射出意識形態的敘事競爭。
西方將現代化進程包裝成普世神話，把科學、民主與基督教倫理捆綁銷售。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將中國落後歸因於「理性化不足」，卻忽視科舉制對知識流動的千年推動。這種敘事策略，成功將非西方文明貶為現代性的註腳：日本脫亞入歐、土耳其凱末爾改革，無論成敗，都在印證同一條「進步」路徑。
冷戰鐵幕加深了這種認知鴻溝。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但在西方媒體筆下，這成了共產主義擴張的修辭掩護。當福山宣稱「歷史終結」時，中國正以「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解構着單一現代性神話，可惜這種突破長期被困在「中國例外論」的學術繭房，直至今日還為西方「百思而不得其解」，甚至成為修築「小院高牆」的理由。
在解構與重建之間，重構對話還有可能？
文明的真正互鑒，需從知識考古開始。敦煌遺書中的景教文獻證明，盛唐長安早有過三夷教並立的宗教對話；萊布尼茨從《易經》悟出二進制，卻未阻礙他創建微積分。這些被遺忘的互鑒時刻，恰是打破「西方中心論」的鑰匙。
當代技術提供了新路徑：人工智能翻譯正在攻克文言文機器處理的難題，區塊鏈技術或可構建去中心化的文化認證體系。更關鍵的是學術話語的重構──當清華簡研究顛覆《尚書》傳統認知，當夏威夷大學嘗試用「儒家角色倫理」替代康德倫理學範式，一種真正的平等對話才可能萌發。這樣的時刻，即使還沒有到來，也越來越近了。
大家都期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我們則更心平氣和，盼望超越漲落的潮汐，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交流。
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神話」與伏爾泰推崇的「東方哲人」，不過是西方構建自我的鏡像。今日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是如何讓《論語》比肩《理想國》，而是能否在量子計算機與射電望遠鏡的時代，重新定義文明對話的語法。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當泰晤士河學會欣賞長江的泥沙俱下，當塞納河畔願意傾聽黃河的九曲回腸，人類才可能書寫超越「東漸」與「西傳」的新文明史，譜寫世界新的知識圖譜，描繪人類新的文明圖景。
全面關稅戰打響之際，面對極限施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風高浪急處，唯破壁者能開路，唯織網者可渡人。我們在林則徐「開眼看世界」、孫中山首見「大海之浩瀚」的濠江之畔，在媽閣廟的晨曦和大三巴的餘暉中，信心滿滿，翹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