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政道/濫施關稅只會令美國經濟加速滑向衰退\盧曉楓
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引起全球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和貿易市場大動盪，更意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全球化被徹底顛覆，平等交易的基石被摧毀。這場關稅戰將如何發展，現在仍屬未知數，但若特朗普執意藉着濫徵關稅來扭轉貿易逆差，結果只是與全球為敵，並導致美國經濟加速滑向衰退。
回顧過去，美國不是第一次利用關稅作為武器，或者可以說，每當美國國內碰到什麼經濟問題時，關稅很多時候是第一個被拿上枱面的「解決方案」。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美國農業和工業陷入嚴重衰退，失業率飆升，國內要求保護產業的呼聲高漲。當時同樣由共和黨主導的國會為回應國內利益集團（尤其是農業和製造業）的訴求，試圖通過提高關稅保護本土產業。猶他州參議員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和俄勒岡州眾議員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牽頭推動《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儘管1028名經濟學家聯名反對，認為高關稅會加劇危機，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仍於1930年6月簽署該法案。
多邊貿易體制是唯一出路
法案將美國進口關稅提升至歷史高點，超過二萬種商品的稅率大幅提高，平均關稅水平從約40%升至近60%，尤其針對農產品和工業品。法案的「效果」立竿見影：隨即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加拿大、歐洲多國對美國加徵關稅，全球貿易額在1929-1934年間暴跌約66%。美國出口銳減（1930-1933年下降約60%）、GDP暴跌，1930-1933年名義GDP從1045億美元降至560億美元（-46.3%），失業率飆升至25%。更為影響深遠的是，此法案進一步催化美國經濟的急劇惡化，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導致後續多個國家以托拉斯模式主導經濟，也間接引發了軍國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出現。
特朗普認為向所有貿易夥伴加徵「對等關稅」就能解決所謂「被佔便宜」的問題，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此路不通。《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直接後果是，對貿易的打擊遠高於所獲的利益，當年由於總體需求激減，導致美國大量小型廠商相繼倒閉。亦即原本政府推出法案時聲稱的保護對象，反而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特朗普真想要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話，唯一出路是他一直鄙夷的多邊貿易體制。
1934年，羅斯福總統上台，簽署新的關稅政策《互惠貿易協定法》，賦權總統與外國談判降低關稅，幅度最高可達50%。以此為起點，美國主導及參與制定了多個多邊貿易協定。至二戰前夕，美國與22個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平均關稅稅率從1934年的46.2%降至1940年的37.5%。貿易自由化原則由此誕生，首次確立「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推動國際貿易規則向公平化發展。再看數據，1934至1939年間，美國出口額年均增長6.3%。鋼鐵產量從1933年的2300萬噸增至1937年的5000萬噸，汽車產量同期增長3倍。1933至1939年間，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000萬，失業率從25%降至17.2%，美國一躍成為全球工業第一強國。
美國產業競爭力下降
美國過去的輝煌，不是始於霸權式的打壓，而是建基於開放式的合作。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正引領美國走向1930年的回頭路，其結果可想而知，緊接下來便是產業競爭力下降，也會完全失去二戰以後來自國際經濟體系的得益，美國經濟將無可避免陷入衰退。貿易戰不會有贏家，特朗普就算自詡其「交易藝術」有多厲害，最後也不過是緣木求魚。
與此相對，中國將會繼續堅持貿易開放主義，繼續堅持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原則。要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關鍵就在於確保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才能構建出一個更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共創人類命運與共的未來。
新民黨東區區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