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為經濟學角度看特朗普的對等關稅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推出「對等關稅」政策，引發環球股市動盪。傳統經濟學從效率與比較優勢角度質疑其可行性，而行為經濟學則提供了新的解讀路徑。基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的理論，可從損失厭惡、公平偏好、框架效應和心理賬戶等角度剖析特朗普推出該政策的心理基礎，為中國內地和香港提供借鏡，更精準地理解特朗普背後的動機，從而制定更有效的應對策略。
卡尼曼與美國行為科學家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論」表明，人類在面對損失時表現出比面對同等收益更強烈的情緒反應。在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敘事中，美國被描繪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受害者」，長年遭遇貿易逆差與不對等的關稅待遇。這種「國家層面的損失感」被放大，企圖喚起美國民眾的情緒共鳴。「對等關稅」政策正是對這種情緒的制度回應，旨在通過對稱性懲罰機制滿足美國民眾對「損失補償」的心理需求。
以「公平」外衣美化保護主義
至於塞勒在其行為經濟學研究中指出，人類在經濟決策中呈現出「公平偏好」，也就是即便某種安排在經濟上是有效的，但若被認為「不公平」，多數民眾也會傾向於拒絕它。特朗普所提出的「你對我徵多少，我就對你徵多少」的邏輯，正好直觀地迎合了美國民眾這種公平心理。這種政策在形式上簡單直接，在認知層面上極具說服力，使美國選民不再從效率角度評估該政策，而是從「是否對等」來判斷其正當性。
卡尼曼曾在其著作《思考，快與慢》中指出，「框架效應」會深刻影響人們對同一問題的判斷。特朗普政府將全球貿易的不對等結構「框定」為「美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結果，將加徵關稅定位為「自衛」而非「保護主義」，從而在「道義」上佔據優勢。「對等」一詞更是帶有天然的正義含義，使政策從理性爭議中轉移至道德判斷，從而極大增強了政策的情緒動員力與政治號召力。
塞勒提出的「心理賬戶」理論更認為，人們傾向於將經濟行為分類處理，形成「賬本式」的思維模式。特朗普對貿易逆差的高度關注，體現出典型的「國家賬本」思維：將每一個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收入和支出視為必須平衡的賬戶。這種思維忽視了多邊貿易體系與全球供應鏈的整體性，卻極之煽情，將「對等關稅」被合理化為一種「修復賬本」的正當手段。
用經濟手段進行政治宣傳
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人類在面對複雜問題時傾向於使用「啟發式」思維，即依賴簡單規則作出判斷。「對等關稅」正是這樣一種規則：別人怎麼對我們，我們就怎麼對別人。這一邏輯不需要複雜的經濟知識即可理解，極大地降低了政策的信息處理成本。相較於複雜的貿易協定與談判機制，這種「鏡像式」制度更易被美國民眾接受，也便於特朗普政府進行輿論動員和選民教育。
除公平與損失感外，特朗普政策還激活了選民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情緒。行為經濟學研究者指出，情緒狀態會顯著影響人類的判斷。特朗普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等政治口號，將貿易政策轉化為國家尊嚴之戰，使關稅政策不僅是經濟手段，更是一種情緒表達。這種情緒經濟學下的政治動員，使「對等關稅」政策在特定政治土壤中積累強大的美國民眾基礎。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在傳統經濟學中被批評為非理性，但從行為經濟學和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卻可被視為一種「策略性的理性」選擇。本質上，特朗普並非單純追求經濟福利的提升，而是以貿易手段達成非貿易目的。他深諳選民對公平感、情緒和簡化邏輯的偏好，通過重塑貿易問題的敘事框架，將複雜的政策議題轉化為直觀易懂、直擊人心的政治口號，藉此魅惑選民，坐大自己的政治本錢。
中國理性反制獲國際支持
面對美國「對等關稅」政策，中國政府並未採取對等的情緒性回應，而是通過理性克制與政策穩定性進行戰略應對，這對穩定國內外投資者情緒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採取了有節制的反制措施，通過避免正面對抗，削弱美國政策的情緒動員效果，同時突出了美國自身的政策偏執，讓中國有能力爭取到國際社會更多支持。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未來更應堅持自由港政策，不設進出口關稅，維持低稅率與法治保障，以此作為穩定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制度性錨點」。行為經濟學認為，在高不確定性環境中，制度連續性可顯著降低市場主體的認知焦慮。香港通過強化「規則可預期性」，在區域經濟中發揮「緩衝器」作用，既避免捲入情緒化政策漩渦，又維持了國際資本對其制度信任。
所以，很明顯，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目的是在魅惑人心，而非經濟效率的提升。中國內地與香港未來的應對策略，更應體現出對行為偏差的有效管理與制度理性應對的智慧。這也提示我們，未來全球治理的挑戰，不僅是資源與技術的較量，更是要面對部分政客對人類心理與行為認知的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