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長遠目光布局 在全球化變革中搶佔上風
毛振華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王子君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多國實施新關稅政策，其中對中國總關稅累計高達54%。情理之外，意料之中。這一舉措，被許多人視為又一次「特朗普式的政策衝擊」——激進、情緒化，破壞性極強。特朗普政府的加徵關稅政策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股票、黃金、原油等主要資產價格大幅下行，衝擊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同時，該政策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爭議，多個國家相繼表達批評立場並採取反制措施。中國政府也及時發表《中國政府關於反對美國濫施關稅的立場》聲明，明確表明反對單邊主義與貿易霸凌的原則立場，同時重申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對外開放、支持經濟全球化。該立場主張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廣泛理解與積極回應。
特朗普政府為何推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關稅政策？有觀點將其歸因於特朗普本人偏激且反建制的政治風格，然而，如果將其簡化為個人風格的異動，未免低估了其背後的制度性根源與結構性邏輯。事實上，這並非歷史的偶發偏差，而是美國全球經濟戰略轉向的必然結果。特朗普所主導的關稅戰，不是孤立的政策主張，而是美國長期經濟模式內部矛盾的集中爆發。激進的貿易政策、對全球治理規則的漠視，甚至對傳統盟友的挑釁，不過是使這一過程更迅速地顯形。
主導地位流失 美急於戰略重組
全球化並非市場自發演化的結果，而是美國制度性設計下的全球重構。冷戰後，美國主動推動貿易自由化與資本賬戶開放，通過WTO、IMF、跨國公司擴展與美元體系綁定，將自身嵌入全球產業鏈與金融體系的核心。這套安排使美國得以輸出技術與標準，輸入廉價商品與全球資本，形成一個以美元為樞紐的「高消費—高赤字—高吸引力」模式，全球化成為其維繫霸權的制度性工具。但這一模式也伴隨結構性失衡的加深。首先，製造業外遷與金融膨脹雖提升了企業利潤，卻加劇了「資本—勞動」之間的分化。中產階層因就業外流而邊緣化，勞動參與率下滑，區域性衰退與收入不平等同步擴大。其次，在金融自由化與美元主導地位的雙重推動下，資本跨境流動加速，金融市場成為增長表面的引擎。但這種增長越來越脫離實體支撐，推動美國從「去工業化」走向「虛擬繁榮」。
2008年金融危機是這一制度邏輯的臨界點：金融主導的繁榮不可持續，生產體系的空心化已難掩蓋。然而，危機後的政策選擇卻仍以維持金融體系穩定為核心，並未觸及重建實體經濟的深層改革，導致系統性脆弱性繼續積累。生產鏈的外遷削弱了國內就業基礎，貨幣政策的寬鬆亦未能有效修復中低收入階層的長期損失。這種制度安排既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延伸，也是其國內裂解的根源：它以全球統攝換取霸權，卻在內部誘發深層次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性矛盾。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快速上升，正在從根本上挑戰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配置。當中國在出口、製造業乃至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美國不再是唯一的「全球化中心」，全球權力結構出現鬆動。這促使美國政策精英重新審視全球化的戰略回報與制度風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與「亞太再平衡」戰略，旨在恢復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特朗普上一任期則通過單邊主義推動關稅壁壘和供應鏈回流，將產業安全置於自由貿易之上；美國前總統拜登進一步技術化這一戰略，借助《晶片法案》和《清潔能源法案》，加大對戰略性行業的補貼與管控，打造更加安全與韌性的產業鏈。
2025年特朗普關稅升級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經濟戰略長期調整的一個階段性高潮。然而，這場調整的代價也不容忽視。全球價值鏈重構可能帶來通脹壓力、資源錯配與發展摩擦，新一輪保護主義的擴散將重塑各國的比較優勢與發展路徑。對美國而言，這是一次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戰略重組；而對全球來說，則意味着傳統全球化的終結。這不僅是某一國政策意志的結果，更是全球經濟制度邏輯自我耗竭的歷史性進程。
規則在變 在窗口期把握戰略先機
在判斷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時，一個常見的誤區，是把「規則的變化」誤讀為「規律的終結」。事實上，支撐全球化演進的根本動力，從來不是某一套制度安排，而是技術進步、資本逐利和市場效率這三股深層力量的相互作用。制度可以調整，規則可以轉向，但只要這三股力量仍在持續運轉，全球化的大勢就不會終止，只會變形重組。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戰與對外投資限制，並非偶然的政策激進，而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扭曲的系統性反應。看似是一種脫鈎，實則是一種披着保護主義外衣的結構性重組。這場重組，並不意味全球化的終結。技術仍在降低跨境交易成本，資本回報差異仍在推動要素跨境流動，資訊擴散也在不斷壓縮比較優勢的生命周期。這些規律，不因任何單一國家的政策選擇而停滯。它們構成了全球化的基礎結構，一如引力之於天體運行。只要規律尚在，潮流終將復歸。
因此，中國面臨的，不是一場孤立的外部衝擊，而是一次全球制度裂變背景下的戰略布局窗口期。這種制度重組不僅會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鏈的結構，也會決定未來幾十年產業與技術的主導方向。中國的戰略選擇，應當聚焦於兩個核心方向：第一、增強制度韌性。通過產業鏈自主可控、政策協調能力和科技投入，提升對外部衝擊的應對力，避免在關鍵節點上被動；第二、贏得結構性時間。主動調整對外開放戰略，以耐心換空間，在下一輪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塑造新的戰略節點，尤其是在綠色轉型、高端製造與數字產業等領域。
全球化沒有終結，它只是換了路徑和節奏。真正的戰略，不是迎頭趕上每一次風口，而是順應深層規律，在看似沉寂中完成關鍵布局。當風暴過去，結構性的機會自然顯現。
以制度優勢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的應對策略，應基於深刻理解全球利益分配機制的變遷，採取理性且前瞻性的多層次戰略布局。宏觀目標是在全球價值鏈重組中提升節點地位。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取決於一國在全球價值鏈、金融網絡與技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已逐步從「世界工廠」轉向成為價值鏈主導者與規則塑造者的高維度角色。
中國應致力於從中低端製造向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環節的升級，以避免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隨着全球生產網絡向「區域化」轉型，中國應加快構建以亞太及周邊新興市場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在這一過程中，區域協作不僅能夠增強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還能在動盪的國際環境中提供更多的戰略靈活性。同時，中國應強化全球規則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在數字經濟、綠色貿易和技術標準等領域，推動全球新制度的設計和實施。通過在這些領域取得主導地位，中國能夠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貢獻中國智慧，並在全球化未來的框架內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就內部韌性而言，提升中國內部經濟的自洽性和戰略迴旋空間，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並保障全球戰略的前提。技術自主、要素安全和內需驅動將是提升中國戰略韌性的關鍵。
首先，在核心技術、原材料和能源安全等領域，加速推動國產化替代與多元化布局，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過度依賴。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的持續提升將是中國未來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其次，中國應優化國內市場迴圈，通過培育中高端消費群體、推動內需升級來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在金融獨立性方面，進一步加強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減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推動金融體系的自主性提升。
外部戰略方面，以全球南方為戰略支點構建新型全球網絡。面對複雜的全球戰略環境，中國應重點布局全球南方，特別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區轉移，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推動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的廣泛應用，尤其是在中東和非洲等新興市場，將是打破美元資本壟斷的關鍵。
香港特區在國家戰略布局中也有重要的角色定位。在全球供應鏈與資本流動重新配置的背景下，國際金融與中國產業資本輸出服務將備受關注，香港面臨從「美元體系中介平台」向「人民幣區域金融中樞」的轉型。這一轉型不僅關乎香港特區的經濟未來，也將影響中國整體戰略布局的順利推進。
在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新的全球化格局中，香港特區可憑藉「一國兩制」賦予的制度靈活性，在法律體系、經濟自由度、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以及人才積累等方面展現獨特優勢，為全球化的高質量推進提供關鍵支撐。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隨着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持續發酵，全球貿易體系因關稅壁壘而趨於收縮，多數國家紛紛將吸引外資發展本國製造業作為應對之策。此舉與中國推動資本輸出、企業加快「出海」的戰略方向不謀而合。在這一全球產業與資本格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香港特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有望成為本地、內地企業「出海」的關鍵基地，在融資、支付、仲裁、法律支持、標準認證、貿易交割、人才流動等環節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中介與樞紐作用，從而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