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攜手東盟 和平共處共建共贏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中國積極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快布局馬來西亞、越南和柬埔寨等東盟國家。作為亞洲另一大國,印度近年來通過「東向戰略」不斷加強與東盟各國的戰略聯繫,尤其在文化、技術與安全領域的存在感日益增強。對於中國而言,未來若要深耕東盟市場、提升區域影響力,必須將印度作為一個重要變數納入區域戰略思考,思考如何與印度在該地區「共處、共建、共贏」。

  從歷史層面看,中印移民對東盟國家社會結構和經濟體系的塑造可謂根深蒂固。據估算,東盟地區現有超過3,000萬華人,是全球海外華人最集中區域之一。中國移民自明清時期開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東盟,從事貿易、礦業、農業和手工業,逐漸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網絡和社團體系。

  作為東盟國家的第二大移民群體——印度移民早已大規模進入東盟,大量南印度勞工在馬來亞、緬甸、新加坡等地工作。印度裔社群在宗教、語言、法律、醫療和香料貿易等方面形成獨特影響力,也在教育、科技等現代產業中嶄露頭角。這些歷史移民形成了中印在東盟的「民間外交基礎」,為未來在地區開展合作提供了社會基礎與文化紐帶。

  聯通基礎設施

  中國與印度目前在東盟的發展路徑各有側重,但二者的合作與競爭已顯現出某種交匯趨勢。作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2024年與東盟的進出口總額高達9,823億美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約16%。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能源、製造與數字經濟等領域,標誌性項目包括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和中泰鐵路等。同時,中國通過設立孔子學院、提供教育獎學金和推動人文合作,不斷強化軟實力。至於印度則通過「東向戰略」加速與東盟國家在安全對話、佛教文化和IT服務等領域的合作。

  中印可以探索在東盟協同發展的可能性。首先,中印可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實現互補投資,例如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兩國共同參與東盟國家的泛亞鐵路網、港口物流體系和跨境數字走廊等項目。其次,公共產品的供給合作可為中印關係「破冰」,如在醫療援助、氣候應對、食品安全和水資源管理等領域展開聯合行動。第三,中印可以共同設立技術培訓中心、AI孵化器和遠程教育平台,助力本地青年就業與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最後,在多邊平台如RCEP、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1」)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中推動政策協調,設立「中印—東盟三方合作機制」,通過數據評估、風險預警和政策建議提升合作效率。這些舉措不僅能夠緩解競爭壓力,也將助力中印與東盟實現更高水平合作共贏。

  具體化解分歧

  然而,挑戰也不容小覷。其一,中印在某些敏感地緣議題存在分歧,導致中印在區域戰略合作中互信基礎薄弱,雙方對彼此的意圖缺乏足夠的透明度。

  其二,在具體經濟領域,如基礎設施、科技和市場准入等方面,中印企業往往存在競爭。例如,中國企業憑藉資金、技術和規模優勢在東盟國家推動高鐵、港口和能源等大型項目,印度則更加側重於中小型項目和資訊技術服務。這種錯位的市場策略導致雙方缺乏協同效應,甚至可能在部分項目上形成直接競爭。此外,雙方在東盟市場准入也面臨壁壘。中國企業在部分國家因市場主導地位受到限制,印度企業則因資金與技術實力不足,難以大規模進入關鍵領域。

  其三,中印在東盟的合作還受限於東盟國家的「平衡外交」策略。東盟國家普遍推行「不選邊」的外交政策,力求在中美、中印等大國競爭中保持戰略模糊。這種模糊策略雖然有助於維護東盟的獨立性,但也使中印與東盟的合作變得複雜化。例如,在涉及區域基礎設施、海洋安全或數字經濟等領域,東盟國家可能有意拉長談判過程,避免過度偏向任何一方,增加三方合作的協調成本。

  其四,在具體的商業實踐中,中印企業在法律體系、商業文化和運營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中國企業通常通過大規模投資和快速行動推動項目落地,印度企業更傾向於靈活的市場化運作。此外,東盟國家的法律框架複雜多變,尤其是在土地使用、環保標準和勞工保護等方面的規定,可能導致項目進展緩慢。加上語言、文化和管理風格的差異,進一步增加中印企業在東盟合作中的溝通成本與執行難度。

  推動地方或協會間合作

  儘管存在差異與挑戰,但中國在東盟合作不能忽略印度因素。未來,雙方可在互利共贏的框架下拓展合作,特別是在非敏感、技術導向和公共產品領域展開合作試點。

  具體而言,可以推動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之間的合作;聯合運用華人和印裔社群的資源,設立「三方僑民合作平台」,促進東盟本地企業與中印資本的對接;推動中印高校、智庫與東盟學術界聯合開展政策研究、教育項目與人才流通機制。這些務實合作路徑不僅有助於化解分歧,也為三方互利合作提供更穩固的支撐。

  香港作為國際經貿、金融中心,可在中印—東盟合作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首先,香港的印度裔社群歷史悠久,形成中印文化交匯的獨特窗口,為雙方開展人文交流和民間合作提供重要紐帶。其次,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和全球化的法律環境,可以為中印企業進入東盟市場提供融資、法務和風險管理支持,成為區域合作的核心樞紐。第三,香港可以依託金融創新優勢,推動設立「中印—東盟合作投資基金」,重點支持初創企業、綠色科技和可持續發展專案,助力東盟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增長。第四,香港的高校與智庫,可牽頭中印和東盟各國的高校和智庫,建立「區域合作研究聯盟」,聚焦數字經濟、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發展等領域,為中印—東盟合作提供數據分析、政策建議和人才培育支持。

  香港可成「區域樞紐」

  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與印度如果能在東盟找到合作路徑,主動設計中印—東盟三方合作機制,推動合作共建共贏,不僅能夠維護本國利益,也為亞洲和平繁榮注入更多穩定性與建設力量。香港可作為中印—東盟的「區域樞紐」,在促進多邊經貿對話、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及區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進一步提升三方合作的效率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