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銀幕內外的建築師\方 元
電影《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獲得三項奧斯卡獎，吸引了影迷，也引起人們對粗獷主義建築的興趣。不過，這並不是一部真正的關於建築藝術的電影。倘若觀眾想從這部影片中了解粗獷主義建築，那將會失望，甚至會有誤解。
影片的主角拉斯洛·托特（Laszlo Toth）是一個移民建築師。雖然這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如果你熟悉現代建築史，就會從他的身世上聯想到銀幕外的一位著名建築師——馬瑟·布勞耶（Marcel Breuer）。他與托特有相同的身份和相似的經歷：他們都是匈牙利人，都是猶太裔，都曾在德國的新式建築學校——包浩斯（Bauhaus）學習，都因逃避納粹的迫害而從歐洲移民到美國，也都設計過粗獷主義建築。不同的是，布勞耶來到美國後，事業順利，生活優裕，而不像托特那樣一路坎坷，受盡屈辱。
說起布勞耶，香港人可能不熟悉，但他有一個門生在香港盡人皆知——設計中銀大廈的貝聿銘。貝聿銘曾說布勞耶是「最好的朋友和老師」，「他使我加深了對光的理解，特別是光在建築中的重要性。」與布勞耶相似的是，貝聿銘也是移民建築師，而且同樣憑着自己的才華和努力獲得了成功。
說起粗獷主義建築，香港人對它不會陌生。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興建的公屋大部分都是粗獷主義風格，以至我們可以這麼說：公屋是香港粗獷主義建築的產房。除了公屋之外，政府辦公樓、公立醫院、公立學校也曾是粗獷主義表演的舞台。而且，香港不乏優秀的粗獷派建築師，例如設計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司徒惠、設計灣仔藝術中心的何弢等。
其實，貝聿銘與香港的粗獷主義也有關係。在中大建校之初，貝聿銘曾應邀來港為校園的規劃和設計出謀獻策。他對粗獷主義的校園有多少影響？這一直是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據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屈志仁教授回憶，貝聿銘對研究所的建築設計曾給予具體的建議。司徒惠採納了這些建議，使用西方現代建築的技術、材料和方法，再現了中式傳統庭院的空間意境。這座貝氏風格的建築「粗」中有細，在中大校園中別具一格。
為何貝聿銘未能更多地參與中大的建設？這可能是因為他當時正忙於美國的幾個工程，其中包括為母校麻省理工學院（MIT）設計教學樓。如果把他為MIT做的設計與司徒惠為中大做的設計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相似之處。事實上，貝聿銘也是一位粗獷派建築師。他設計的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埃弗森藝術博物館、達拉斯市政廳等，都是美國粗獷主義建築的名作。
除了貝聿銘之外，布勞耶還有兩個門生在香港有作品：一位是設計香港會大樓的哈利·賽德勒（Harry Seidler），另一位是設計力寶中心的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他們都是著名的粗獷派建築師。不過，為了迎合中環的上流社會，賽德勒把粗獷主義士紳化了。魯道夫則轉向「國際式」風格，以配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
實際上，這些銀幕外的建築師——布勞耶、貝聿銘、司徒惠等，他們的真實人生比虛構的電影故事更精彩。
《粗獷派建築師》的導演布拉迪·科貝特（Brady Corbet）說：「拍電影就像設計建築一樣。」對於這個說法，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的是，建築與電影在藝術創作（和預算超支）方面確有共性。不同意的是，設計建築必須滿足實用的要求，拍電影則毋須考慮實用的功能。建築師造的是房子，導演造的是夢。但是，建築師不能沒有夢，因為有夢才會造出既好用又好看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