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結構調整探索】以產業結構轉型 重塑香港競爭力
毛振華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顆「明珠」，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抬頭、中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背景下，香港特區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未來香港應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產業結構轉型為核心，以現代服務業為主要抓手，同時堅持「市場主導、政府護航」的模式，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的領先地位，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高質量發展。
一、正視香港經濟轉型面臨的嚴峻挑戰。
過去幾十年，香港憑藉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由經濟體系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然而，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區域競爭的加劇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給香港經濟帶來諸多新挑戰。
首先，全球經濟放緩對香港傳統優勢產業帶來一定衝擊，既有外部市場需求的減少，也暴露出內部產業結構單一化的脆弱性。香港產業結構較為單一，製造業極度萎縮，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當前服務業佔比已超過90%，其中金融、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佔GDP比重超四成。這種產業結構使其自身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美聯儲加息以及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背景下，香港轉口貿易受到了較大衝擊，2022年至2023年連續兩年下滑，儘管2024年轉口貿易額實現小幅增長至5,749億美元，但絕對值仍低於2021年水平。
此外，全球經濟放緩導致資本市場波動加劇，直接影響了香港銀行、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截至2024年三季度，香港金融和保險業增加值達4,451.6億美元，顯著低於近三年平均水平。
儘管近幾年香港大力發展創科產業，吸引高科技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但整體來看，新興行業尚未成勢。香港相繼設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資源計劃，並正在籌備建立第三個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在2024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再公布新的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但短期內構建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產業體系並非易事。目前來看，科技與高端製造業等新興行業的發展尚未成勢，佔比不足5%。這種產業結構的不平衡使香港的經濟韌性不足，難以應對外部衝擊。
其次，房地產市場下行拖累香港財政，特區政府連續三年每年錄得逾千億元財政赤字，影響公共財政穩健發展。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將土地出讓收入作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這一模式在過去幾十年內支撐了公共財政的穩定增長。不過隨着房地產行業進入下行周期，地價收入大幅縮水，2023年香港地價收入僅有195.81億元，遠低於2021年的1,430.44億元；2024年1月至10月，香港招標售出的土地，以及涉及私人協約、契約修訂、換地等土地交易的收入，累計只有約37億港元，僅為上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預計本年度地價收入的11%。土地市場的波動直接影響了財政穩定，除2021/2022財政年度獲得237億元盈餘外，2020/21、2022/23及2023/24財政年度的赤字分別為2,518億元、1,883億元以及1,719億元。另根據特區政府的最新預算，至2025年3月底，本地財政儲備將降至約6,330億元，五年累計減少5,270億元，較2019年盈餘高峰時期下降了約45%。
此外，香港人口老齡化嚴重，給經濟和財政也帶來不小的壓力。根據特區政府發布的最新人口推算報告，2023年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佔比為23.7%，預計2046年將升至36%左右，人口老齡化問題嚴峻。人口老齡化一方面會衝擊勞動力市場，不僅可能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還可能影響到某些行業的生產力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隨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特區政府在醫療保健、養老保障等領域的支出將大幅上升。此外，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也在不斷增加，特區政府需要尋找新的財政來源或調整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應對這一挑戰。
二、香港依然具備得天獨厚的制度優勢和經濟基礎。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根本的優勢，普通法和自由市場是其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普通法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基礎和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
首先，普通法體系強調契約自由、嚴格的合同執行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這些原則與國際商業規則高度契合，為香港營造了透明、公正、高效的營商環境，使香港能夠吸引全球投資者，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其次，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實行低稅率、簡單稅制，對外資和國際貿易高度開放，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動，作為獨立關稅區能夠單獨簽署經貿協議，是內地和國際市場商務往來的重要橋樑。
最後，「一國兩制」不僅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治，還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內地的廣闊市場。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中心城市，能夠以全球性視野把握世界經濟和大灣區發展新趨勢，充分發揮自身區位優勢。一方面，深度融入大灣區發展戰略，抓住深圳製造業產業外溢、產業協同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隨着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推進，香港以其地緣優勢和經濟底蘊可以起到輻射東南亞的橋頭堡作用，「一帶一路」建設還能反哺香港經濟發展。
在「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下，香港憑藉國際化的法律和金融體系以及豐富的專業服務資源，在金融、法律、仲裁和認證等領域形成了強大的中介服務優勢。香港同時具備英文體系和獨立且完備的法律體系、貨幣體系、監管體系，擁有全球領先的仲裁機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還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統計，至2024年12月，香港離岸人民幣結算佔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6.5%。與此同時，香港獨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國際化教育體系、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開放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增強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吸引力，使其能夠持續為全球商業活動提供高質量的中介服務，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法律和商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香港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科技基礎，為新動能培育提供土壤。根據《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在「基礎建設」分項中位居全球第九位，這一成績充分展示了香港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綜合實力。其中在基本基礎設施方面，香港更是位居全球第三位，反映出香港在交通、通信、能源等關鍵領域的卓越表現。良好的基礎設施不僅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也為本地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根據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位居全球排名第十八。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具備較強的科學基礎，並憑着與內地以及海外的緊密聯繫、雄厚的科研實力，正迅速發展成為全球創新及科技中心。
三、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過去，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等服務業，這種單一發展模式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區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面臨較大壓力。為了應對這些挑戰，香港必須破除路徑依賴，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高質量發展。
伴隨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時代，香港金融定位應逐步從「吸引外資到中國內地」轉向「助力中資出海」。過去香港一直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內地的橋樑，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內地來自香港的實際使用投資金額累計達16,815億美元，佔內地吸收境外投資總量的比重接近60%。伴隨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時代，香港的金融定位應有所調整，現階段需要香港更好發揮服務中資出海的作用，進而形成「以海外投資為主、吸引外資為輔」的新格局。在當前中國企業的洶湧出海浪潮下，香港需要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和責任，更好服務中資企業出海，幫助其拓展國際市場。
香港的高質量發展仍然離不開現代服務業，發揮中介服務優勢，助力中資企業出海。香港在金融服務、物流和供應鏈服務、專業化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已在過去10年間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有突出表現，建議未來繼續充分發揮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專業化服務優勢，為國企和內地民企「走出去」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包括法律和仲裁服務、國際化專業化人才培養與輸送、基礎設施建設和物流便利化以及融資、結算、認證等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務等。
教育是香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抓手，未來須加大本地高校人才培育，吸引高質量人才到港就業。教育對於本地居民而言具備公共屬性，但對於香港以外的地區而言，就可以將其作為教育產業進行發展。目前在港深造的內地學生約45萬人，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理工類研究生招生，吸引更多人才來港深造。吸引內地學生來港，本身還具備乘數效應，通過與高淨值群體建立聯繫，帶動相關的消費和投資。
此外，香港要加大面向全球「搶人才」力度，繼續完善人才引入機制。香港要善用有別於內地的生活方式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以及優惠的稅收、相對寬鬆的信息管理制度等，吸引國際人才特別是優秀的華裔科技工作者落戶香港，為國家解決高端人才回國提供便利條件。
香港又要發揮自身科技優勢，以創科為中心布局產業發展，加快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在國家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下，香港應憑藉其獨特的科技優勢，積極布局以科技創新為中心的產業發展。北部都會區作為這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引擎。一方面，通過提供稅收優惠、簡化註冊流程等政策支持，持續優化政策環境，積極吸引大型科技企業入駐，構建科技生態；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信息科技等科技創新領域的投資力度，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研發資金支持、建設現代化的科技園區、設立創業孵化器等，同時深化與深圳、澳門等大灣區城市在科技研發、產業協同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四、堅持「小政府、大市場」，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區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優化政府角色，釋放市場機制的深層活力，成為香港鞏固國際地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命題。
香港要明確「小政府」定位，構建「有限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動態平衡。一方面，特區政府要明確自身和市場的邊界，市場能夠承擔的，交由市場完成，例如在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中，可以加大對企業參與的支持力度，提高市場主體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在一些領域應進一步放鬆管制，特區政府應最大程度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生物醫藥行業為例，目前新藥在香港上市需要先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如美國FDA、歐洲EMA或中國內地NMPA）獲得註冊許可，再向香港衞生署申請審批。這一流程通常耗時至少1.5至2年。香港若可設立獨立的藥物監管和審批機構，將能夠大幅簡化和縮短生物醫藥領域的審批流程，有利醫藥行業在港的蓬勃發展。
香港要推動市場化競爭與創新，降低營商成本。市場化企業通常具有更高的運營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能夠通過競爭機制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營商成本。有調查顯示，香港工程成本（不計地價）位居亞洲第一，是深圳的5至10倍。近年香港每年建築工程總開支約2,500億元至3,000億元，其中政府工程開支約900億元至1,000億元，若香港的工程成本能降低20%，每年將能節省500億元至600億元開支，政府工程開支將減少近200億元。因此，在這些領域，特區政府應該引入更多市場化的企業進行開發，在降低營運成本的同時，提升資源效率。
強化法制和產權保護，加強對私有產權和企業家的保護，對於吸引、留住企業和人才至關重要。一個透明、公正、高效的法律體系能夠有效改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香港是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普通法體系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使其能夠更好地應對複雜的商業糾紛，能夠更好保護企業和投資者的權益。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強化在法制領域的優勢，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好，維護好其競爭力、法治和國際公信力，為經濟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