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靈犀/財赤高企 如何調整社福政策？\李靈修
以往香港特區政府秉承「小政府」理念，以市場化方式構建社會保障體系。但鑒於全球化退潮、老齡化加劇等因素，政府管治愈發強調積極有為，以社福為代表的公共支出也逐年水漲船高，在財赤高企的今天尤為引人矚目。
在全民社保缺位的背景下，香港於2000年底引入強積金制度，就是以私營機構作為主體，取得不俗成果。近年來特區政府加大公共開支力度，但在制定政策時容易忽視「選擇性激勵」原則，造成政府、企業、居民三方的行動目標不一致，無法達成集體利益最大化效用。
乘車優惠淪為公地悲劇
事實上，社會福利作為公共用品，衍生出的「搭便車」行為在香港十分普遍。以當下廣泛討論的「60歲以上老人兩蚊乘車優惠」為例，由於香港沒有嚴格的退休年齡標準，很多60歲以上的老人仍然在職，如60至64歲人士的勞動參與率高達49.2%，這些打工長者憑藉乘車優惠為自身工作提供便利，顯然與政策初衷相違背。而很多公交線路都實行分段收費，巴士公司放任60歲以上老人「長車短搭」——乘坐短途旅程、支付長途費用，變相套現更多財政補貼，更是白白浪費公帑。
打工長者乘搭政府財政的「順風車」，巴士公司又搭打工長者的「順風車」，當財政支出無以為繼，只能大幅縮減甚至裁撤福利，最終落得「三個和尚沒水喝」的下場。
如何將非市場化的福利措施，置於價格機制的約束之下，是各國政府的重要課題，但成績優異者寥寥。社會保障體系本應作為「安全網」，兜底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但往往被做成「彈簧床」，誘惑普羅大眾主動躺平。
公共政策若出現「父愛氾濫」傾向，必然導致兩大危害：首先是獎懲機制失效。少數人鑽政策漏洞可以坐享其成，額外費用卻由所有納稅人共同承擔，社福系統不能對「犯規者」予以即時懲戒。其次是分配機制失衡，大學畢業生為申請公屋尋求低薪職位，人生境遇可能反而好過奮力打拚的同學，「愈努力、愈絕望」，勞動力市場出現逆向淘汰。
不可否認，香港特區政府也一直打擊「搭便車」行為，但要知道社福政策從來都是「落地容易、收回難」，若不能在構思之初就設計好激勵相容性，事後修正往往會惹得民怨四起。當前歐洲經濟的舉步維艱，蓋因福利民粹主義經已做大，封鎖了政府改革的騰挪空間。
擺脫衰退唯有經濟轉型
筆者在此建議，未來的社福政策應更多體現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公共支出亦要有清晰、完整的長遠收益考量；與其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填補社會貧富差距，不如持續增加人力資源投入，如免費提供AI培訓項目，幫助更努力的年輕人匹配到更理想的工作崗位。
回顧疫情期間的消費券政策，雖然表面上是面向全社會的福利發放，但其內在隱含了「選擇性激勵」的條件。因為消費券的主要應用場景是小額支付、且有時間限制，所以工薪階層的經濟效用要明顯高於富裕群體，再加上彼時的香港如同孤島，人口無法跨境流動，政府支出最大程度地沉澱在本地消費市場，保障了企業與居民部門的財務健康。
最後要強調的是，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經濟體，難以依靠自身的減支增收，擺脫財政赤字泥潭。過去香港經濟增長受益於「雙輪驅動」，但如今中美金融周期顯著背離，塑造出「高利率、弱通脹」的奇特組合，唯有切實推動經濟轉型才能突圍。（詳見去年12月5日B4版《香港經濟新周期 財赤觀念應轉變》）。財政預算不是紙面上的「算術遊戲」，政府大幅減支不僅會衝擊企業收入，而且容易引發民意反彈。如果居民生活的「獲得感」大幅下滑，就怎能對未來的經濟改革全心擁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