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字水】司馬光著《通鑑》汲取前朝智慧
宋仁宗在位時，距北宋立國已近百年，王朝開始出現種種危機。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司馬光連連上疏，陳述一系列的治國方法，提倡朝廷應以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定國的根本，並且要所有官員嚴守職分。
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山西涑水鄉人，人稱「涑水先生」。他自幼以讀書刻苦用功而名聞鄉里，往往飲水吃飯也忘記。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考中進士，一路官至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他仍平淡地說：「賢德者為人處世，應該踐履仁義，彰顯品德，區區身外之名何足傳揚！」
他為官時多推舉賢能，屢屢犯顏直諫而不顧個人安危。神宗時，他與王安石共事，多次因見解不同，兩人漸行漸遠，終致反目。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開始變法，司馬光跟他有很大分歧。兩人為國之心沒有不同，沒有忠奸之分，只在施政的具體措施上各有側重。
王安石政見上主要環繞當時財政、軍事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和軍事改革，以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倫理綱常、官員風紀的整頓。即使某些環節需要改革，也要穩妥小心。正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相對來說，司馬光的主張較保守，並沒有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
專心修纂 寄託於著作
由於與王安石政見上沒法協調，司馬光堅持辭去樞密院副使一職。神宗無奈，只得讓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遷洛陽。他到洛陽後，開始專心修纂《資治通鑑》這部曠世名著。他和助手收集及整理了大量資料，除了採用歷代的正史之外，亦參考了各種歷史著作達294卷，300萬字，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據說他成書時，草稿足足堆滿兩間屋子。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其資料豐富，考證嚴謹，文字精煉生動，是中國古代史書中最有價值的著作之一。為研究從戰國到唐代的歷史，提供了相當完備的資料。為了方便閱讀，他用「編年體」的筆法來敘述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以連載、直述、附敘、補敘、追敘等寫作方法，來交代事件的前因後果。
大名鼎鼎的《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就是將歷史劃分為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就如《項羽本紀》《刺客列傳》都是一個個小篇幅的故事，缺少前後因果關係，或者說是因果關係不明朗。而《資治通鑑》不同之處，就是按時間延續來敘述整個時代發生的事情，這樣一來，各種事情的前因後果很容易展現出來，例如對漢武帝的評價「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一語道出根本，就是批評武帝對內開銷過大，對外征戰又極其耗費國力，導致領土與財力漸走下坡，對後世帝王就有一定借鑑作用。
「帝王之書」鑑往事
司馬光在書中附有多篇評論，深入探討治亂之因與君臣之道。他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經世濟民的深切情感，呈現勸諫君王的良心。他經過19年的努力才成書，他希望這是一部「帝王之書」。
幾千年來，後朝編撰歷史，向來是極力貶低前朝的政績，總之就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更醜化前朝末代君主的劣行、暴政，而沒有說及前朝有何功績。例如魏徵在編寫《隋書》時，也刻意抹殺了隋煬帝的兩大功勳：科舉制度和京杭大運河。要知道科舉制度今後沿用了兩千年，是各朝代考選人才不可少的機制；而京杭大運河則保證了政府的統治和南北的糧食、貨運交通，功勞不少。
司馬光一開始就拋開了時代的觀點，以客觀角度詮釋前朝對後世所應該有的借鑑意義。而此書之得名，就是神宗給它起的。他說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意思是參考以前的事件，來輔佐今朝的治理，《資治通鑑》可稱得上「帝王之書」。
神宗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可見他為此書已做到油盡燈枯了。
此書向為後世許多史家推崇，模仿著作，以及省思：如何才能「鑑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了。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