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股觀經/借鑒日本抗通縮經驗\李迅雷
日本在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陷入了長期經濟低迷的狀態，或被稱之為「失去三十年」。為何日本政府不遺餘力採取了那麼多舉措都沒有能讓日本走出通縮困局呢？通常認為當年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至少存在三大失誤。
首先，輕視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後對經濟帶來的衝擊。例如，1991、1992年日本企劃廳發布的《經濟白皮書》都認為，泡沫經濟崩潰對個人消費、企業投資的負面衝擊非常有限，且在1993年以後就會消失，對金融機構風險沒有給予重視。
日本央行的降息也比較猶豫，1990年8月開始，日本央行將官方貼現率維持在6%，直到股市下跌十八個月之後的1991年7月，日本央行才轉向降息，且用了六年時間才降至0.5%。日本央行降息遲緩是導致日本長期不能走出通縮的原因之一。
其次，宏觀政策的趨向不一致，首相頻換，政策不連貫。1991至1998年，日本更換了七位首相，每位首相的解題思路有差異，日本政府在擴大支出和財政整固（加稅）之間來回搖擺，且導致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性不強。如1997年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至5%，終止部分減稅措施，提高醫療費中個人負擔的比例。
再次，財政政策針對性不強、前期實際財政支出偏少，且效率偏低。前期財政擴張階段執著於生產型投資，並且大量公共資金投向偏遠地區基建，未能拉動私人消費和投資，沒有形成可觀的乘數效應。1996年初組閣的橋本政府，為了應對遺留的巨額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問題，提出了「六大改革方針」，實質上就是實行財政收縮政策。
日本經濟自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滅後，就開始陷入到長期通縮之中。1991年年末CPI指數為93.1，到2021年年末才到100.1，三十年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只上漲了7.5%。儘管在東亞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日本CPI有過短暫的上升，但從泡沫破滅後三十年看，始終在零上下徘徊。
再看一下日本的人均GDP水平，1994年就達到人均4萬美元，2023年若按1994年的不變價計算，只有2.5萬美元，這當然與日圓貶值也有關。相比之下，美國1994年的人均GDP為2.8萬美元，按1994年的不變價計算的2023年人均GDP則達到5.6萬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倍。
錯失刺激消費的時機
中國從1992年至2022年，GDP佔全球份額從2%提高到18%，堪稱奇跡，這實際上也是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帶動工業化與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共振結果。如今，總人口已經下降兩年了，老齡化率已經提高至15.4%，估計2031年就將步入超老齡化社會，房地產投資與銷量的下降也已經三年了。因此，中國面臨的房地產長周期的下行與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背景有點類似，即老齡化加速。
當然，可能有人會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才到65%，應該還有15%的提升空間，故房地產不會進入長期下行周期。這或許是一個理由，但未來城市化率的提升，不一定通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分母的縮小來實現，這個過程其實就不會明顯增加對房地產的需求。
為了彌補房地產泡沫破滅帶來的投資下降，日本擴大了公共投資規模，如1995年至2007年的基礎建設預算就高達650萬億日圓，超過美國同期三至五倍。如1998年，公共建設的產業工人就佔據了總勞動力的10%，達690萬人。
顯然，日本當年沒有就揮之不去的通縮問題出重拳，沒有大力度刺激消費，而是成為基建狂魔，實為南轅北轍。因此，不要以為加大財政投入、大搞基建就可以解百愁。就像1935年，意大利工程師向比薩斜塔基底植入80噸砂漿以加固塔基，結果弄巧成拙，反而導致比薩塔的傾斜加大。
1至9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為3.3%，9月份CPI為0.4%，印證了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面臨困難之一的判斷──有效需求不足。對有效需求不足的解讀，不應理解為「有效投資需求不足」，而應該是指「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面臨的第二大困難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內需雖然包含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但投資最終是「資本形成」，資本則增加社會總供給，商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增加而消費需求沒有增加，則供需愈加不平衡，商品和服務價格將繼續下跌。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已經達到31%，但人口佔全球比重17.6%。也就是說，相比中國人口在全球的佔比，中國大部分行業的產能或運能，已經明顯超前發展了。此外，基礎設施的運維成本非常高，在總人口減少、人口流動性下降的大趨勢下，更應該從長計議，審慎投資。
無論是借鑒日本90年代後的經驗教訓，還是對中國經濟現狀的邏輯演繹，都不難得出結論，當務之急應該的惠民生，促消費，避免出現CPI長期徘徊在零附近的局面。
有一個普遍接受的說法是，GDP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否則就會引發就業問題。即所謂的「穩增長才能穩就業」。但舉一個極端例子，70%的財政支出用於設備更新、AI研發等，其餘30%用於日常開支等。其結果是數年後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大幅提高，勞動用工數量大幅下降，而其他部門由於沒有更多的投資，沒有能力新增就業，於是社會總就業人數下降，但GDP的增速由於投資拉動並沒有出現下降。
因此，穩增長未必一定能增加就業。事實上，由於人口老齡化及中國出生率數量的持續下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2012年開始減少，而就業總人口數量則從2018年開始下降，到2023年已經減少了3600萬，說明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單位就業人口可以創造更多的GDP。
從今年1至9月份製造業投資增速高達9.2%這一數據看，未來製造業就業人口數量的減少仍將延續。而西方國家在步入後工業化時代後，通常就大力發展服務業，因為服務業能吸納就業的人口更多。美國目前服務的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84%，德國和日本的佔比也達到70%左右。相比之下，中國服務業的就業只佔總就業人口的50%左右，是否也應該擴大服務業的投入？這與製造強國的目標沒有矛盾，因為製造強國是質量指標，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餘的從業人員自然就可以轉到服務業。
改善就業 釋放服務業動能
從實際支出數據看，2021年以後，在房地產投資增速大幅回落的情況下，製造業投資大幅增加，使得中國投資對GDP的貢獻仍然維持在全球平均貢獻率的兩倍水平。因為投資是快變量，只要實物工作量上去，很快就能變成GDP，而經濟轉型是一個慢變量，存在諸多不可控因素，如體制機制障礙。但每年的GDP增長目標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存在一個誰優先的選擇題。
隨着我們步入AI時代，勞動生產率水平會不斷提高，就業壓力一定會加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7.6%，該數據與歷年相比明顯偏高，儘管總體調查失業率為5.1%。說明當下還是要給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為此，在諸多宏觀指標中，應該把充分就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並圍繞着就業來實施相關的產業政策。如果能夠把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提高到60%以上，則中國的調查失業率一定會再次回落，CPI也將有所上升，經濟轉型將初現曙光。事實上，全國人大早就把新增就業設定為約束性目標，即必須完成；而GDP增速從來就是預期性目標，並不是非實現不可。
綜上所述，要獲得經濟問題的正確解題比修復比薩斜塔的難度大多了，後者是自然學科中的純技術性問題，前者則是人文學科中的各種約束條件和多方利益的交織。
(作者為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