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5周年華誕 港人家國情二/港房企精英深耕內地 見證城市建設日新月異

  圖:唐龍添(左三)在杭州恒隆廣場項目工地檢查結構進度。\受訪者供圖
  圖:唐龍添(左三)在杭州恒隆廣場項目工地檢查結構進度。\受訪者供圖

  「當年我的同學大多留在了香港,而我因為機緣巧合,進入香港地產公司做的幾乎都是內地的項目。如今掉過頭來看,他們都很羨慕我。」坐在杭州拱墅區的咖啡館內,香港人唐龍添遙指不遠處正在施工的杭州恒隆廣場─這已經是他經手的第五個地標性商業地產項目了。1996年起,唐龍添相繼參與港資地產巨頭在上海、長沙、蘇州、無錫等眾多城市地標級建築的開發與建設,見證着祖國內地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也親手寫下內地房地產業駛入快車道的篇章。「香港土地少,新建的商業地產項目更少,我得到了同齡人難以企及的機會,而這都得益於內地地產業的騰飛。」\大公報記者 俞晝

  隨着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商業進入初級發展階段。交易主體由農民變為專業商戶,交易場所開始固定。寫字樓和高級酒店也開始在一線城市出現。1992年後中國出現了實力較強、經營規範的商戶,產品也開始工業化、規模化,這些產品大量上市,促使形成專業、固定的交易場所,「商業+地產」開始作為一個整體出現。

  1987年新的鐵路上海站建成,成為當時上海最大的人流、物流集散地之一,周邊地區卻面貌依舊,成片集中的棚戶簡屋達26萬平方米。當時的閘北區委、區政府研究推進鐵路上海站地區的建設,然而方案規劃實施需要80億元(人民幣,下同),區政府年財政收入結餘僅1000萬元,資金缺口巨大。1992年,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菊在聽取了不夜城(上海站地區)建設規劃的匯報後提出:「不夜城的建設不僅要打『上海牌』,還要打『中華牌』『國際牌』,光靠閘北這點資金當然遠遠不夠,但是可以吸引『中資』『外資』。」沒過多久,不夜城改造對外發布土地批租信息,短短幾個月裏,近200家外商蜂擁而來,恆基不夜城項目也由此誕生。

  巨擘雲集上海灘 機會處處

  出生於香港一戶普通人家的唐龍添,靠「勤力唸書」考入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系,成為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94年,他應聘進入恆基地產,機緣巧合下開始接觸閘北恒基不夜城項目。彼時的上海已經有國際大都市的雛形,而在他所從事的地產行業更是港商雲集,僅閘北區便匯聚了嘉里、瑞安、九龍倉等港資巨擘。不過,在唐龍添看來,彼時受「外銷房」政策(用於向境內境外出售的住宅、商業用房及其他建築物)的限制,當時所有「外銷房」每平方米的售價比周邊其他內銷房樓盤高出許多。「伴隨着2001年中國加入WTO,外國人和港澳台胞在內地買房的種種限制被逐漸取消,市場更公平,港資的機會自然也就更多了。」

  2002年唐龍添進入另一家香港地產公司──九龍倉。「當時九龍倉手上有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個黃金地段地塊,也就是後來的會德豐國際廣場地標性項目。」唐龍添開始只是往返兩地的項目成員之一,2006年該項目的駐地經理離職,他從「空中飛人」變成駐地經理。「記得那時候領導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常駐上海,那麼好的機會我肯定點頭啦。」

  「會德豐國際廣場是地鐵上蓋物業,它的地庫與最近的地鐵管道只有約五米的距離,稍不留意很容易打穿,建造難度極高!」唐龍添告訴記者,2002年自己就開始參與會德豐國際廣場的調研工作,等2006年他常駐上海,項目也才進展到完成打樁的階段,可見前期籌備之久和難。

  告別兩地奔波 細味內地生活

  從「空中飛人」變成駐地經理,唐龍添坦言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一天的工作結束後,他不再需要匆匆忙忙趕往機場,而是偶爾city walk,欣賞晚霞中的上海風光。「我印象比較深的是2010年世博會的召開,上海的國際化程度又有了一次飛升,感覺全世界優秀的建築師都匯聚到上海來了。這對於我們建築行業而言也是一場盛會,在學習中收穫成長。」這之後,唐龍添又相繼負責了九龍倉位於長沙和蘇州的IFS(國金中心)項目,直至2014年加入恒隆地產,開發建設無錫恒隆廣場的一二期工程。伴隨着杭州恒隆廣場項目的啟動,唐龍添再次「升級」,以恒隆地產副董事的身份,負責該項目的商場、寫字樓及酒店的開發建設工作。

  新中國成立75年來,中國服務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現代服務業的房地產業對經濟支撐作用不斷增強,2023年增加值佔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10.7%,比1952年提高了3.5個百分點。「坦白講,我的多次升遷離不開負責多個地標項目的履歷,而這也是內地地產業騰飛給我帶來的機遇。」在唐龍添看來,雖然當年參與內地項目是一種誤打誤撞的結果,但如今回過頭來看很值得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