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 人物志/「白話文人物志」前言\李春陽
人類的發明由社會需求推動，印刷術無論雕版還是活字，技術並不複雜，之所以出自中國，是因為本土最早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佛教在中國傳播，佛經流通廣布，現存最早的印刷書籍便是唐咸通本《金剛經》（公元八六八年），發現於敦煌（現藏大英博物館），其內附插圖，印刷精美，顯示當時的技術已然成熟。科舉考試或許是刺激印刷技術的另一需求，隋代開皇三年（五八三）詔舉賢良，科舉制度登場，在三四百年間，讀書人的生產和書籍的生產彼此促進，無法知其詳情。宋代刻書至盛，無處不刻書，無書不刻板，政府與民間合力，書坊遍地。中國唐以前的文獻能夠保存如此之眾，與宋代的印刷興盛密不可分，而宋代印刷業倚靠的是科舉考試造就的識字之人。由印刷術推動的社會進步和巨變，日本史學家宮崎市定稱其為宋代文藝復興，在四百年之後再次敷演於歐洲。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與印刷技術的發達幾乎同步，我甚至想說，沒有印刷書籍的發行，就不會有中國書面語的文白分流和齊頭並進，當時白話文寫通俗小說，雖不登大雅之堂，卻有廣泛的讀者，從朱熹到王陽明，他們都並不輕視白話。
二十世紀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迅速普及，與印刷技術的廣泛利用和西式教育的大力實行相關。一百年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利用現代報紙、期刊、學術機構、大學課堂和公共會堂的講演，推行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冀求以國語的文學，建立文學的國語。回顧歷史，重述往事，緬懷前賢，檢討來路，述寫人物志，追尋漢語文脈，為的是薪火相續。
如今印刷書籍正在被電子傳媒所遮蔽與取代，寫作的基本觀念也有所改變，大家獲得資訊越來越便捷，單純介紹生平普及知識的文章，似不再有必要了。
回想梁武帝曾命周興嗣作《千字文》，四言成句，對仗工整，上至宇宙自然，下至人文歷史，日常物類，名人典故，無所不包，字不重出而文采斐然。明清兩朝以八股取士，講究起承轉合，聲律鏗鏘，短文四五百字，長文七八百，普天下讀書人為這千字短文殫精竭慮，一千多年的科舉之路，趨之若鶩，一朝釋然，文章何去何從？
廣東新會的梁啟超和浙江海寧的王國維是二十世紀極不平凡的中國人。梁任公意氣風發，參與戊戌政變，其時務文體，令讀者若飲狂泉，乃晚清至民初報章文字第一寫手，若以文字影響現實論，無人能出其右。王觀堂學問精深獨絕，詩詞高韻深情，雖深受康德叔本華影響，卻早已被中國文化所化，中西矛盾，新舊衝突，可愛（情感）與可信（理智）的難於調和，終於步屈子後塵。
百年以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經歷了很大的變化，構成漢語語境的許多要素發生了轉移，我們對於自身母語的認知也隨之而改變，這一過程複雜而難於索解。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最大的不同，即文言體制的消亡，士農工商向現代公民的轉變。人在改變語言、改變使用語言的方式，同時也被自己使用的語言所改變。今所作「白話文人物志」，是將百年中國社會視作一個整體，每位新舊人物自有其命運，不求全面評價其人其文，只存其與白話文相關、或與語言文字相關的論述見解，鋪設全方位思考白話文體的背景參照，探求二十世紀初以來不同的個人對於語言文字表述之道的經驗和貢獻。
以白話文體的角度、修辭思維的視野，重新看待分析歷史人物及其言論，是我梳理白話文百年流變歷史的個人化選擇，僅僅出於談問題之需要，重提舊事非僅為紀念，更為廓清時下面臨的問題：思想和語言──表達的問題，白話文運動造成的種種困境，如何接續文脈，以自身的文化傳統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