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落鑊】35+顛覆政權案 控方：組織者必屬「首要分子」
強調唯一恰當詮釋：顛覆罪罰則及最低刑期適用於本案
「35+顛覆國家政權」案有45名被告罪成，其中31人認罪及14人受審後被裁定罪成，各人分批進行求情。法庭昨日處理被控方列為組織者的5名被告求情，包括認罪的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受審被定罪的吳政亨。控方認為，可按各被告參與程度及串謀的角色而分級量刑，而組織者必屬「首要分子」。控方又指，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設立最低刑期，其立法原意清晰，明顯因該嚴重罪行有廣泛社會關注，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由於串謀罪須按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因此就串謀罪條文的唯一解讀，就是國安法的刑期分級制和最低刑期同樣適用。◆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本案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主審。控方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及周天行等代表，辯方由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代表戴耀廷、大律師石書銘代表吳政亨等。
法庭昨日先處理量刑的法律問題。本案被告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罰則，「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指罰則按嚴重程度分三級
萬德豪首先陳詞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內「顛覆國家政權罪」罰則，根據案情嚴重程度分為三級，另一方面，本案控罪屬串謀控罪，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條有關串謀罪行，可處刑罰必須與該罪行「嚴重程度」相稱。雖然《刑事罪行條例》1996年訂立條文時，香港國安法尚未出現，但立法者當時肯定已預想有類似情況出現，才提及須按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因此若要與香港國安法二十二條刑罰相稱，必須採納條文的判刑下限，加上香港國安法清晰的立法意圖，唯一恰當詮釋必然為顛覆罪罰則以及最低刑期仍適用於本案。
法官李運騰問控方對涉同一串謀的被告，判刑時是否採用同一刑期等級的立場，萬德豪確認，並表示刑期等級視乎各被告的參與程度及在串謀的角色。李官引述辯方求情陳詞時的說法，稱如落實案中串謀，當選進入議會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的議員才是「首要分子」，而非「初選」組織者。萬德豪回應表示，組織者非「首要分子」的說法不可接受，違反常理。控方認為組織者發起整個串謀，必然是首要分子。
就「首要分子」的定義，萬德豪建議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與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的「首要分子」類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及實用指南，「首要分子」是牽涉組織罪行的犯罪者，可以是組織者或領導者。
法官李運騰提出，特區終審法院指香港國安法須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銜接，而非與其他內地法律銜接，又問控方所引用的內地刑法是否與香港國安法相關。控方解釋，有關的法律和字眼相近，控方是以具邏輯的方式去詮釋內地法律，因此能應用於本案。
法官陳慶偉要求控方表明哪些被告為「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萬德豪未有就這個問題表態，認為分級本帶上下限刑期，表態等同表明判刑刑期，但願意表明各級相關考慮因素。
控方：量刑時應為被告分級
萬德豪表示，若要裁斷被告是否「首要分子」，須考慮其有否參與計劃、組織、指揮、加強精密策劃以及其帶來的實際或潛在影響等；裁斷被告是否「積極參與者」，須考慮其是否在當中擔任積極角色，如何渴望參與等，餘下同案被告則屬最次要的「其他參與者」。
控方又認為，法庭量刑時應先為被告分級，然後按既訂刑期範圍訂定量刑起點，最後再考慮各種加刑或求情因素，有需要的話再考慮被告是否符合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三條，可減輕處罰，法庭可據此將被告犯案嚴重程度降級。
萬德豪提到，國安法第三十三條列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區諾軒、趙家賢以控方證人身份作供，適用於國安法第三十三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