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而有征】我從來處來
劉 征
最近在看奈保爾的《幽暗國度》，覺得這本書的結尾寫得真好。在一整本厚厚的書結束之時，奈保爾用十分深情的方式回到了自己外祖父居住的印度村子，發現在那裏他們家已經被神化了。到處都流傳着他外祖父作為一個印度人在海外成功的傳說。這對於奈保爾來說是來自於一群陌生人的承認。他從來沒有想過他居然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會有一席之地。儘管隨着年紀愈來愈長，他對於故鄉的執念愈來愈強。可他把這種慾望僅僅看成是個人的，屬於一種看不見也無從訴說的想像。現在，他卻真真切切地來了。
更令他感到驚奇的是，在這個村子裏，他還發現了很多自己小時候就很熟悉的物件——他外祖母供奉的佛像和這個村子中供奉的完全一樣。有一張照片，拍攝的正好是現在眼前所看到的某一處所。這一切，包括這個村子百姓對他家的了解，都讓奈保爾找到了一種來處的感覺。就好像尋根人一直以來追求的一切都在這一刻獲得了圓滿的解答。
而作為讀者，你從此將不再介意奈保爾在整部書中對於這個貧窮、混亂、陳舊的印度的「貶低化」的描述，你會把這一切看成是一個人對自我的反思。他表面上是在批評現在這個印度，但實際上，他是以自己人的立場在描述它。就好比一個佔有慾很強的妻子，經常會不可遏制地數落她的家人，但若論對這個家的愛，卻沒有人比她更加熱烈。奈保爾對於印度的愛就是這樣的一種矛盾的愛。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自己的故鄉都像奈保爾一樣。既離不開，又看不慣。這是一種類似於蘇格拉底的情結。即，存在於此，就得受限於此，並因而感受到相應的痛苦與快樂。說起來，這算是一種延續性的哲學吧。這就讓我想起了最近看過的一部伊朗電影《Leila et ses freres》，這部電影是2022年康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入選電影，講述一個伊朗傳統家族送紅包的事。一位老人為了當上族長，就得送出去足以令自己家庭破產的金幣，可是他寧願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兒子們都失業在家，也不把這筆錢留給兒子們，僅僅是為了獲得整個家族的承認。但是，電影的結尾卻情節一轉，結束於一家人團團圓圓的四世同堂。也就是說，這部電影一邊在批評傳統的落後與封閉，一方面又在說家庭在情感上對於個人的幫助。總之導演是極為矛盾的。
和伊朗這樣傳統的國家不同，美國人對於家的態度簡單明了，他們會把個人主義和家庭放置在毫不衝突的兩端，當個人在拚搏的時候家庭從不出現。直等到這個人受到了打擊，在他脆弱的時候，家庭才出來保護他。於是，家以保護者的姿態化解了家庭對於人的束縛，使之成為完全的療癒之所。尤其是美國那些主流的商業電影，常常都是這樣處理個人與家庭的關係。相較於把家庭或是傳統看成是一種拖累，美國人對於家庭與責任的肯定是幾近絕對的。
這或許可以被引入來討論關於家作為傳統的這個代名詞所應起到的作用。它應當是保護性的，而非阻撓性的，它帶來安全感卻不造成傷害。美國人對於家的熱愛似乎源自於這種理想。儘管在現實當中，這種理想如此難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