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命運多舛的中文打字機 可歌可泣的漢字突圍史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作者:墨磊寧

  譯者:張朋亮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在這個「三十歲之下的人,大都不知道打字機是何物」的年代,有誰會想到創造中文打字機這個命運多舛的嘗試,訴說着中國可歌可泣的近代史?因為中文打字機,中文曾被視為落後、與現代化不容的語言;通過「能打中文」的日產「萬能打字機」,日本嘗試控制中國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把中國納入「大東亞共榮圈」;林語堂四十年代傾家蕩產研發的「明快打字機」,雖然是具突破性的出色中文打字機設計,但在國外卻因各種原因(主要是政治)而未能生產。

  打字機十九世紀末的發明,標誌着西方科技文明的進步,大幅提高文書效率,促進生產力。儘管首先壟斷市場的打字機(即雷明登 Remington)是按照英文書寫之需要來設計,但通過適當的改裝,打字機模型亦能用於其他運用字母的語言的書寫。引用作者精彩的描述:希伯來文成了「反向」的英文(因為希伯來文從右至左書寫)、阿拉伯文變成了「連寫」的英文(因為阿拉伯文書寫要求把一個字的組合字母連起來寫)、俄文變成了「帶音調」的英文(因為俄文中有些字母是加上了音調標記的英文字母)、暹羅文變成了「有過多字母」的英文(因為暹羅文在一百多年前,共有九十四個字符,數目比起雷明登打字機鍵盤的四十二鍵要多兩倍有餘;儘管最終暹羅文還是屈服於雷明登打字機設計下)。

  把雷明登打字機以及其他西方打字機難倒的卻是中文,因為漢語並不採用字母。工具的發明,必須以解決問題為原則,而不是去怪罪問題本身;眾多打字機發明者在設法解決中文的打字問題時,質疑的卻是中文書寫,而不是單鍵盤打字機的形式本身。於是「中文打字機」這概念成為了諷刺對象:近至九一年,著名英國作家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仍寫道:「要操作一台中文打字機可不是開玩笑的,它本身就是個玩笑」。中文打字機的設計雖然失敗了,卻顛覆了「所有技術史都是勝利史」這信條。中文打字機的發展過程,其實為現在極為發達的中文信息技術鋪了路。

  史上中文打字機的設計方法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常用字法。「舒式華文打字機」是一個例子:常用的字符放在打字機字盤上特定的位置,而不常見的字符則可另外存放,有需要時才放入字盤。這種常用字技術,需要語言學研究的配合,如民初陳鶴琴的《語體文應用字彙》(不到二百個漢字佔所有漢字使用量的一半有餘)。但這種方法的問題很明顯:一、挑字符並不方便,尤其當字符並不常見時;二、打字機即使設「不常用字」,仍很難全部收納中文印刷和通信所需的一萬多個漢字。較不明顯的問題還有:常用字隨印刷需要而變,例如早期來華傳教士便會將「衪」和「耶」「穌」等字看作常用字,儘管這些字在日常用語中並不常見。他們運用的常用字式打字機設計,並不合一般使用。且「耶穌」這詞一例又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常見詞的組成字,自身的常見頻率並不一樣;不太常見的話又應如何處理?另外一種打字機設計則運用拼合活字:以偏旁、部首為打印組件之基礎。但拼合活字法亦有它的問題:在不同漢字中,部首的大小和位置存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分別在「旦」、「旱」、和「昔」中的「日」字,形狀大小便很不一樣。況且拼合活字的印刷效果,亦缺乏漢字應有的連貫性和一體性。

  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通過突破性的檢索輸入法,結合了常用和拼合兩種方法,並打破了輸入(按鍵)和輸出(打印)的一一對應關係。打字機的按鍵分三組:兩組為字符(不只包括部首,還有筆畫組合),而第三組則是數字一至八。要打某一個字,先按第一組的一個字符,再按第二組的一個字符。之後,八個漢字便會在打字機的顯示框中出現,供打字者挑選需打印的字。換而言之,每打一個字,需要按三個鍵;打字機的運作,就是在一種考慮到常用字的漢字分類中檢索。林氏發明的輸入法,便是現在常用的「搜狗」輸入法的前身。

  這部精彩而重要的著作所講述的,卻不限於中文打字機本身的技術發展;內容亦包括漢字印刷術和檢字法歷史、戰時中國打字培訓學校的湧現、和五十年代中國模範打字員如何聰明地創造出極高效率的連串字法等相當有意思的主題。讀新翻的中譯本,跟讀2017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著,感覺很不一樣:一方面,閱讀名字和理解引文(不少是中文)要容易多了;另一方面,譯文不可避免地拿掉了原文不少精妙或佻皮的表達(如第七章標題《打字抵抗》的英文原文(The Typing Rebellion),同音實為「太平天國」The Taiping Rebellion)。譯本製作雖然用心,但把史丹福歷史系教授張少書混淆為英文同名的美國反華人士章家敦,以及請博士生撰寫書薦等,都是很不專業的失誤。譯文行文總體流暢,儘管偶會出現唐突的英語句子結構(一例:「語言學家和堅定的漢字廢除論者錢玄同再次對低效基於漢字的分類、複製和傳輸系統發難,他的批判對象有很多」,第246頁),而譯文亦不時在個別詞彙或表達後補上英文原文,但相信只對精通雙語的讀者有意義。上述瑕疵,卻無損譯著之重要性:著作所探討的問題,值得每位中國人的關注和思考。◆文:李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