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風采/文學雙城記\南 翔
從歷史上看，香港與深圳都是兩座後發的大都市。深圳尤其後發：一九七九年三月，改寶安縣為深圳市，一九八○年八月，建立深圳經濟特區，這才步入城市建設發展的快車道。
我第一次去香港，尚在一九九三年。彼時去香港是「過路」，目的地是星馬泰及越南。我當時在南昌大學中文系任教，此前參加過一次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結識了一些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家，故而得機跟着深圳的朋友首出國門。朋友出國經商，我則跟過去回訪在會上結識的文學圈的華人朋友──準確地說，這些東南亞的華文作家朋友，亦商亦文，譬如泰國的司馬攻、孟莉，馬來西亞的陳春德，新加坡的黃孟文。我給他們都做過專訪，述說他們在海外堅守華文教育、堅持華文寫作的艱難。現如今司馬攻、陳春德皆已故去。三十年之前的訪談，卻歷歷如在目前。
因來去都走香港，我對於香港的文學界所知不多，一直引以為憾事。心想何時到香港參加一些文學活動，結識一些香港的文學圈人士才好啊！
待得我一九九八年底自南昌大學調入深圳大學任教，此事如墨落紙，逐漸洇開了。
記得第一次受邀去香港參加文學活動，大約是二○○○年，一場文學活動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受邀的內地嘉賓比較多，主辦方組織得井然有序，提前很長時間，就有幾次信函往返，以為確認。給我最深印象的不是內容──天長日久，內容不復記憶，而是「議事規則」：主持人宣布每人發言六到八分鐘，提前一分鐘會有鈴聲提示。到點鈴聲再次響起，講者即便沒講完也得交出「話語權」。此畫面為何給我留下持久的印象？概因我在內地無論是在鐵路工作過的火車站，還是大學、報社、機關開會，幾乎沒有遇到過主持人控場（時間）的經歷──或許以為那是不禮貌的。殊不知，那種汩汩滔滔、漫無邊際言說之人，恰恰是對其他與會者的不尊重。
那以後，參加過潘耀明、張詩劍等朋友舉辦的香港、深圳兩地作家的交流、座談等活動，有些活動就在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期間舉辦，給炎炎夏日帶去一抹書香的溫潤與清涼。猶記得一個細節，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深圳接到一個陌生電話，電話是一位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江西大學教過的成人班的學生打來，他太太曾是南昌鐵路醫院我女兒的接生醫生，他們全家後來移居香港。他在香港一份報紙上，讀到一篇我的文字，講的是山西應縣木塔的過往。於是我倆相約在深圳見面喝茶。一晃跟他未能再見，又過去十多年了。
再後我陸續結識了香港《文學世紀》的主編古劍，《城市文藝》的主編梅子等。《文學世紀》主要刊發評論，我是在珠海偶遇古劍的，在他手裏刊發過《千江有水千江月──白先勇小說的美感特徵》等華文作家的評論。珠海之後卻沒有再見古劍的機會，前不久得知他病逝在家中的消息，聞之愀然。梅子交往了多年，因他評論家的身份，請他過來深圳做客我擔綱策劃兼主持的深圳書城晚八點周五書友會（現改為「文學談」），他講過香港老作家劉以鬯、舒巷城、黃碧雲等，得以讓深圳作家了解香港文學的過往。至於有「律政詩人」之譽的古松，曾請來深圳大學給學子們講過不止一次「法律與文學」，他的作品解讀與幽默感，有效調劑了法律門檻的森嚴底色。黃燦然則不僅是香港詩人，還是翻譯家，請他做客深圳講壇，無疑打開了一扇了解各類優秀詩歌的窗口。
我參與策劃的深圳福田圖書館「穿越世紀的目光」活動，每個季度解讀一位華語界健在的文學或文化長者，在解讀的香港文化大家裏，就有饒宗頤、劉以鬯和金庸等，還有白先勇、王鼎鈞等名家在列。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評論家劉劍梅，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作家葛亮都來做客過此地講壇。
二○一七年，我參與策劃過深港兩地「首屆深港兩地文學作品書評作文集」，此次徵文，面向全國徵集評論深圳、香港兩地作家作品的評論，收到數百件作品，優選作品除分獲一二三等及優秀獎之外，還結集出版了厚厚一卷《蛙聲集》。書名取自辛棄疾的「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甲辰夏令已到，我們期盼聽到深港雙城更多更美更嘹亮的文學蛙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