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雕一粒鬼工球 內裏乾坤知多少
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清中期象牙雕福壽寶相花十一層套球，是廣作牙雕代表之一。構思巧妙，工藝精深，製作繁複，神工鬼斧，故有「鬼工球」之稱。
這一文物有何不凡之處？以象牙球為代表的廣作牙雕，如何隨着「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進入西方？廣作牙雕當年為何受到西方青睞？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阮華端、助理館員易娜對此進行了解讀。 綜合中新社報道
清中期象牙雕福壽寶相花十一層套球（以下簡稱「象牙球」）為1961年11月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撥交廣東省博物館的文物，以多層鏤空套雕技法鏤雕而成，牙球表層雕飾寶相花、蝙蝠和八個上下對稱的團壽紋。內部由一層層的套球組成，多層鏤空，雕飾繁複的幾何紋，玲瓏剔透。透過球面的四個圓孔，可看到球的內部層層相套，每層均可靈活轉動；上端有耳可作懸掛，下端繫以繩結、穗子。
精鏤細刻堪稱鬼斧神工
作為清中期廣作牙雕的傑出代表，阮華端和易娜認為，「象牙球」的珍貴之處主要體現在三處。
第一，這件「象牙球」反映出清代廣作牙雕的高超水平。清代是牙雕的繁榮期，京作、蘇作、廣作牙雕各具特色，象牙球集中體現了廣作牙雕的特點。第二，精鏤細刻，玲瓏剔透，具有典型地方特色和時代特徵，每一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第三，這件「象牙球」層層相套達十一層，且每層均能自由轉動，是目前所見清代象牙球中套疊層數較多的作品，是研究象牙球的重要實物資料。
1793年訪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成員之一約翰·巴羅（John Barrow）在《中國行記》（Travels in China，1802年出版）中寫道：「在中國人擅長的技巧藝術中，達到最高境界的就是象牙雕刻。在這項工藝上，他們真是無人能及……用一象牙球來鏤雕，在小於半英寸的洞中，雕有九到十五層的球，一個套一個，皆可轉動。」
隨海上絲綢之路進入西方
距今2,000多年的廣州西漢南越王墓曾出土5根來自非洲的原支象牙，長度在120到160厘米之間。唐代廣州象牙進出口貿易繁榮，詩人王建的詩句「戍頭龍腦舖，關口象牙堆」（出自《送鄭權尚書南海》），描述了當時的貿易情景。近年廣州城市中心考古中，在唐至五代的地層發現有雕刻精細的牙質外國人頭像，或為一枚印章。當時廣州市區逐漸形成買賣象牙貨物的專業集散地，老城區內至今保留有「象牙街」名字的舊街道。
隨着世界性海洋貿易新時代的開啟，廣州日益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起點，同時歐洲正掀起一股「中國風」（Chinoiserie），廣作牙雕製品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進入西方。匠人根據外國客人需求生產相應商品，如扇子、名片盒、傢具及各種器皿。就以廣東省博物館藏品所見，外銷歐美的廣作牙雕製品有象棋、摺扇、多層套球、梳妝盒、縫紉盒、提籃、名片盒、信插等，不勝枚舉。
19世紀中葉始，工藝精湛的象牙製品成為外國博覽會的常客，從1876年美國費城博覽會的照片上能看到象牙提籃、象牙塔、象牙龍船等象牙製品，1915年美國三藩市「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廣州牙雕藝人翁昭憑着25層鏤空透雕象牙套球榮獲金獎。
反映中西方文化互鑒
17至19世紀廣作牙雕的特點是雕工精巧、隨形施藝，擅長結合透雕、浮雕各種工藝。外銷工藝品更顯精湛技藝，同一器物上會採用不同材質或工藝，器型和紋飾上中西融合，並吸收最新外來技術。見證廣作牙雕外貿中各種文化碰撞、包容、互鑒的代表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鬼工球」之外，還有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清代象牙透雕徽章紋佛手鈕提盒，它採用拼接技藝製成，相似器型曾在費城博覽會上出現。該象牙提盒蓋面和蓋身以透雕拉絲為地並飾西洋纏枝花卉的牙片組合而成。此提盒牙片至薄處不足一厘米，即所謂的刻紋如絲、微如毫髮，至今仍令人嘖嘖稱道，難以用機器製作。
外銷象牙透雕摺扇也是廣作牙雕高超工藝的又一極大體現。受到18世紀歐洲洛可可風格影響，外銷象牙扇構圖新穎繁縟，工藝製作和雕刻日趨複雜，出現深雕花卉枝葉圖案、鏤空格子紋和垂直牙絲補地以及西方盾形紋飾，補地採用精湛的垂直拉絲工藝，主體圖案效果凸顯。
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除為廣作牙雕帶來加工原料外，也為廣作牙雕技藝的創新帶來了靈感和需求。一方面，廣州工匠在製作牙雕時，既受到西方近代文化藝術的影響，也有適應、滿足外商需要等因素的考慮。由於汲取了西方元素，廣作牙雕才能在技法、風格上自成一體，才能中西合璧、獨領風騷。另一方面，藉助「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大量的西方人得以接觸到精美的牙雕製品，既滿足了他們對遙遠東方的好奇心，又影響了西方的製作工藝和審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