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語背後】遵義的文化底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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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安江流域不僅是遠古鄨水文化的濫觴之地，也是漢代犍為郡、夜郎縣，魏晉鱉縣，唐代郎州、播州、遵義縣的治所。曾有舍人、盛覽、尹珍，作為中華文化在黔北山區傳播的先驅，於經史、詩賦、教育等方面各有成就，以「漢三賢」名載史冊。直至唐朝末年楊端入播平叛建立土司政權，政治經濟中心轉移到今遵義老城一帶，樂安江流域才逐漸遠離州縣治所，湮沒於深山之中。但政治經濟的邊緣化並沒有使樂安江從此沉淪，悠久的歷史積澱在清代又開出了光艷奪目的文化奇葩，那就是風靡西南、蜚聲中外的「沙灘文化」。
據載，從明末至清末約300年間，位於樂安江畔的沙灘村出了數十名舉人進士。特別是以「清三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為代表的文人學者，承接「漢三賢」的文脈，偏安一隅，漁樵耕讀，潛心治學，著述達221種，累計2,000餘萬言，內容涉及經史、詩文、音韻、地理、訓詁、版本目錄、科技、金石、書畫等10多個領域，史稱「沙灘文化」。其學術成就堪與明朝中葉王陽明「龍場悟道」相媲美，成為雲貴高原上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兩座高峰。
沙灘文人群體有6人入傳《清史稿》，《辭海》則將鄭珍等三儒分別列目，《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國古典文學辭典》等國家級工具書及《中國文學史》《清代藝術概論》記錄了沙灘文化及沙灘文人成就，《大英百科全書》亦有沙灘學者條目。沙灘文化綿延數百年，光耀黔北，澤潤巴蜀，會盟吳楚，名噪中華，學術界將其與巴蜀文化、吳越文化、河洛文化、徽州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提並論，故有「貴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灘」的說法。
與沙灘文化的文史成就相比，還有一種姻親文化現象同樣耐人尋味：鄭、莫、黎三個家族互為師友，結為姻婭。自乾隆朝至清末民初，三個家族相互成全，人才輩出，不但湧現了幾十位詩人、作家和學者，還有知名外交家。
大山裏的小山村，成為了眾多文化名人的朝聖地。把沙灘稱作「中國文化第一村」，或不為過。清朝初年丈雪法師曾住持沙灘禹門寺，香火鼎盛，使其成為黔北佛教聖地。曾國藩、梁啟超、張之洞、吳汝綸、翁同和等晚清名儒及當代名家章士釗、錢穆、錢鍾書等都對沙灘文化作出高度評價。豐子愷、李瑜、羅巴山等文化名人出於對沙灘文化的崇敬，專程遊沙灘並創作了《子午山紀遊冊》。抗戰期間，浙江大學西遷遵義，史地研究所將沙灘文化作為專題研究。校長竺可楨及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史地所所長張其昀等親赴沙灘考察。
當我站在樂安江邊沐浴着和煦的春風，姿意暢想這方水土不同時代呈現出的諸般文化盛景，思緒變得悠遠而龐雜，一段讓人傳誦千年的佳話「以柳易播」的故事漫上心頭——
劉禹錫與柳宗元是晚唐文壇宗師級人物，兩人一起進京應試，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隨後同朝為官，彼此視為知己。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劉禹錫因《遊玄都觀》一詩觸怒權貴被貶播州，柳宗元同時被貶柳州。當柳宗元得知劉禹錫的貶謫之地後，立即上書唐憲宗求情，並央宰相裴度周旋，陳訴劉禹錫母親已80高齡，去往播州這樣的蠻荒之地，恐有性命之憂。柳州雖然也偏僻，但總體條件比播州要好一些，希望朝廷能夠同意他和劉禹錫對調。幾經波折，朝廷終是改了安排，柳宗元仍去柳州，劉禹錫改貶連州。此事劉本人一直蒙在鼓裏，直到出任連州刺史的旨令下達時，他才如夢方醒，深念柳宗元捨己為友的情誼。三年後，柳宗元不幸客死柳州，留下幼子，劉禹錫將其收養，傾心培育，視同己出。
「以柳易播」的故事足以詮釋人生得一知己的可貴。我此時此刻想到這個故事，倒不是有感於這份難得的知己之誼，而是無法想像播州當時究竟有多麼偏僻。要知道，柳州、連州迄今也遠遠不是發達的地方，放在一千多年前，其蠻荒程度可想而知，竟然成了優於播州的安排。這樣一個播州，怎麼能與前有蜀王故里、後有沙灘眾儒的樂安江流域聯繫起來呢？看來，文脈傳承這個東西，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播州屬於巴楚文化影響範圍，風俗大異於中原地區。其實，劉禹錫長達23年的貶謫生涯，無論是之前被貶的朗州（今湖南常德），此次被貶的連州（今廣東連州），還是之後被貶的夔州（今重慶奉節）、和州（今安徽和縣），都沒有離開傳統意義上的巴山楚水之地。故而，當寶曆二年（826年）終於奉調回東都洛陽時，劉禹錫寫下了那首千百年來讓無數文人墨客感慨不已的七律詩：
巴山楚水淒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 暫憑杯酒長精神
時代大潮滾滾向前，果然應了詩中「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語。唐會昌二年（842年），劉禹錫去世，走完自己灑脫而無奈的一生；三十年後，王仙芝、黃巢於乾符二年（875年）發動起義，大江南北烽煙四起，唐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同年，與劉禹錫擦肩而過的播州，迎來一位開宗立派般的人物，創下700多年土司統治基業，重構了這方水土的政治社會生態，影響迄今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