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廊】女人的房間
鍾 倩
十年前，我讀到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那句名言，「女人想要寫小說，她就必須有錢，還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為了擁有一間房間而拚命努力，到頭來發現，房間根本不是想像的那樣，而是心靈的房間——房間指向的是獨立人格，是女性自我本身。
眼看年齡奔四，我總算悟出一點不是真理的真理。命運給我的一拳暴擊是不可逆的痛楚，伴隨終生的殘缺，就像上帝苦心孤詣做的一個記號，永遠與別人不同，飽受的委屈和煎熬難以言述。於是，我把自己關了起來，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自己與自己對話，我變成紙上的夜行動物，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裏的那個打包工漢嘉，在陰暗的地下空間給書籍和紙張打包，一幹就是35年，最後把自己像書一樣打進廢紙包。我能夠想像到溶溶暮色下他安靜而動人的姿態，他的孤獨也是他的盔甲，也是他的月光，任何人都無法侵犯和剝奪。
父親去世後那段時間，我對閱讀失去信心，沒有一本書能夠治癒我的傷痛，瘋狂地向外擴張，欲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最後發現還是離不開書的光照。我相信好書都自帶精神光源，能夠洗塵去污，點亮心靈。於是，我又重新回歸到以前的純粹狀態，以書為伴，沖杯咖啡，保持微醉，才有可能進入自由。
或許，有人會問心靈房間究竟在哪裏？對女性而言，在菜市場的攤位上，廚房裏的爐灶旁，地鐵的座椅上，梳妝桌的鏡子前……只是很多時候肉眼看不到，需要用心體味。我就在農貿市場攤位前，看到一身着碎花棉襖的女子翻看小說，那本書舊得沒了外皮，她卻看得津津有味，那一幕場景叫人有些感動，頓覺時光對每個人都是如此慷慨而仁慈。魯迅先生說過︰「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這裏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女人的心靈房間，是精神的飛地，靈魂的花園，適合一個人的孤獨遐想，既可以天馬行空，也能環遊世界，或發發呆，也是美好的事情。
坐擁心靈的房間，關鍵要在暗處下功夫。且從《紅樓夢》說起。賈母帶着劉姥姥遊大觀園，一路來到瀟湘館，劉姥姥看到窗下案上設着筆硯，書架上壘着滿滿的書，便說︰「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當聽說是林黛玉的房間，她笑道︰「這哪像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曹雪芹借劉姥姥之口說出未竟之語，黛玉的才華不一般。而薛寶釵的書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寫出《葬花吟》的是黛玉而不是寶釵，為什麼寶玉愛的是黛玉而不是寶釵。黛玉的淚水，映照現實的苦難，黛玉的房間，映照生命的境界——「詩歌不是練習修辭，而是一場烈火」，黛玉的這場火衝破樊籠，追求自由。可見，詩在暗處，孕育出光。
我的大多數時光都是在暗處，因為沒白沒黑的疼痛。過去，我以這種疼痛為恥，揮之不去的魅影，如煉獄般的煎熬。後來，我在文學的國度中甩掉了病恥感，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滿足感。只要思想站立，隨時都能高飛；只要思考不歇，隨時都能起舞。那不可救藥的疼痛，眼看變成助燃劑，眼看變成保護殼，庇護我的自由夜行，漫無目的，隨心所欲。詩人里爾克把這種經歷寫進了詩裏，「我在工作中，就像果核在果子裏。」果核指向「居於幽暗的努力」，也是生死的終極課題。我因此頓悟：當我寫作的時候，書桌就是我的房間；當我休息的時候，稿紙就是我的床榻；當我外出的時候，隨身攜帶的書本就是我的家——而且，能夠隨時與星星對談，聽風唱歌。如果讓我給伍爾夫寫封信，我一定會發出邀請：歡迎來我的房間，坐下喝杯咖啡吧。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濺。不必成為別人，只需做自己。」這才是伍爾夫最想說的話。「做自己」，關鍵要擁有享受孤獨的能力，和一副強大的精神胃口。還是女詩人路也的觀點最深得我心：「我有一套房子，三室一廳或者四室一廳，一間房子用來寫小說，一間房子用來寫散文隨筆，一間房子用來寫詩，一間房子用來寫評論，而門廳用來教書和過日子的。」我的房間也在不斷擴大疆域，希望有一天能像女詩人那樣游刃有餘，把日子過得浩蕩而多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