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風生/「自由亞洲電台」散播謬論居心叵測\陳凱文
基本法23條立法的公眾諮詢已經啟動近三周，特區政府官員積極地出席電視電台節目、各種會議及座談會，向各界講解今次諮詢文件的內容。當中，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一個電視訪談中，被問及第23條立法後，傳媒若訪問被通緝的海外港人會否觸犯法律時，表示專訪對象通常會經過媒體篩選，若是明知受訪者被通緝，對方過去又很熱切發表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言論，仍為被通緝人士提供發表違法言論的平台，便有機會負上協助教唆他人的嫌疑。
部分媒體對此刻意作出誤導，宣稱林定國之言已證明，23條立法將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云云。以美國國會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為例，更是刻意訪問去年底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通緝的逃犯許穎婷，對方還在專訪中不斷攻擊抹黑香港，聲稱特區政府在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云云。
「持平報道」非協助犯罪擋箭牌
先撇開立法不說，現實當中，不管任何媒體，其報道的篇幅和資源都是有限的，採訪什麼人、刊出什麼報道，很多時候都是經過「篩選」，其標準又往往便建基於媒體甚至是編輯本身的意識形態。
許穎婷提到所謂的持平報道，並指持平應是「包容不同立場人士意見」，這不過是要混淆視聽。借用著名美國記者體Dan Gillmor的德一番話：「某種意義務上，公正意味着聆聽不同意見，但並不意味着重複謊言或重複歪曲事實之詞來達到慵懶的平等假象。」即使在現實中，同等重視不同立場意見的報道亦十分少見，以訪問許穎婷的該篇報道為例，為何只找這名通緝犯接受訪問，而不找立場與其不同的人接受訪問？答案不正是訪問的外媒本身有既定立場嗎？
是故，持平報道是靠着業界理應自我約束的傳媒道德要求，但不能構成傳媒協助他人犯罪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擋箭牌。事實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雖是透過保障發表自由的形式維護新聞自由，但也在第三款規定發表意見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之所需，而以立法形式加以限制。
換言之，傳媒因協助他人傳播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而受檢控，其實便跟媒體協助他人誹謗或散播恐怖主義信息一樣，本來便不屬於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與此同時，協助犯是普通法本來已有的法律概念，協助跟串謀的共犯之別，在於後者有着相同的犯罪意識，並以某種方式參與犯罪，協助犯則通常是必須知道另一人正在實施、將要實施或已經實施犯罪，並通過某種方式幫助或鼓勵作案人，其幫助可以是任何類型的，包括情感、經濟、或者協助對方匿藏。
與此同時，協助犯不是23條立法才有，而是普通法本已存在的法律概念，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9條規定：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當中的「協助」是指被告人雖無相同的犯意，但是為他人實施其犯罪意圖，於是為對方的犯罪行為，或這是所欲達成的犯罪結果提供助力，以促使犯罪結果實現。
有意圖協助煽惑才算違法
正因如此，刊登被通緝者的訪問內容，究竟是否構成協助他人煽惑，須視乎兩個因素：一是被通緝者接受訪問時所發表的言論，是否具有煽動性；二是對方有否藉此次訪問傳播其煽惑性訊息的意圖。若訪問者本身早已得知上述兩個因素俱在，仍主動為被訪者轉述，甚至完整轉述對方的煽惑性信息，自然可被視為主觀上的「故意協助」，相信這是林定國司長在回答時提到「明知」的原因，而對方是否有意利用訪問傳遞煽惑性信息，記者根本可憑其專業加以判斷。
由是觀之，立法將損害新聞自由一說，不過是外媒刻意抹黑之言，法理上本來便站不住腳。許穎婷指自己被香港媒體「集體杯葛」，未免太把自己當作一回事。畢竟，許穎婷現時雖被通緝，但對方未被通緝之前，在反中亂港勢力裏其實也沒什麼知名度，而且早已竄逃外國多時。世上每日都有這麼多的新聞，哪個正常媒體會在報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去報道最能吸引讀者眼球的大新聞，而去訪問一個名氣本來便不太高的亂港小頭目？如此看來，媒體更大可能不是「不敢」訪問她，而是不願浪費人力，走去訪問一個過氣政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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