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簡牘博物館: 簡述漢代絲路 牘寫華夏文明

◆甘肅簡牘博物館全景。
◆甘肅簡牘博物館全景。

◆館內收藏了近4萬枚漢簡。
◆館內收藏了近4萬枚漢簡。

◆天水放馬灘漢紙本地圖
◆天水放馬灘漢紙本地圖

◆居延里程簡
◆居延里程簡

◆懸泉里程簡
◆懸泉里程簡

◆浮屠簡
◆浮屠簡

◆《四時月令詔條》
◆《四時月令詔條》

  在紙張出現之前,古人使用竹簡和木牘作為書寫載體,統稱為「簡牘」。自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了大量的簡牘,僅在甘肅境內就發現了6萬多枚先秦至魏晉時期的簡牘,其中以漢簡為主,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一半以上。如今,甘肅建立了一家專業的簡牘博物館,館內收藏了近4萬枚漢簡。這些漢簡記載的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以及情誼往來等方面,宛如一部記錄着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濤 甘肅報道 圖:郭濤、甘肅傳真

  甘肅簡牘博物館可追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設立的甘肅省博物館漢簡整理研究室。2012年12月批准成立甘肅簡牘博物館,2023年9月,佔地面積達3.7萬餘平方米的甘肅簡牘博物館建成並正式面向公眾開放,千餘枚簡牘首次亮相,向公眾展示漢字記錄的千年歷史。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簡述絲路」展廳,兩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還原漢代絲綢之路走向

  「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的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意見,要申報從長安出發到新疆這條兩千年前道路的存在,得拿出證據,不能光說有這一條路。漢簡裏的里程簡就詳細地記載了從漢代長安出發,到達敦煌的每一個地點,同時懸泉置遺址又正好實證了當年設置的官方接待機構,保證了這條絲綢之路的暢通。所以通過漢簡的記載,證實了這條絲綢之路的實際存在。」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介紹,「近幾十年,回顧國內關於絲綢之路主題的展覽,主要集中在隋唐時期,以漢簡記載內容全面展示兩千年前絲綢之路的走向,運作、保障,包括這條路上發生的哪些人哪些事兒,還是比較少見的。」甘肅簡牘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韓華介紹說,在簡牘博物館內,不僅可以看到漢代絲綢之路的運作,還可以了解到漢朝中央政府經營整個西域的脈絡。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六十年)匈奴歸漢,漢宣帝在這一時期設立了西域都護,鄭吉是漢中央政府第一設置的西域都護府任命的第一任西域都護,標誌着國家的中央政府對這一塊地域進行了有效的管轄,西域地區正式併入中央版圖。

  「懸泉置漢簡裏面完整地記錄了鄭吉當時經略西域的一些歷史事實,也明確記錄鄭吉這個人,我們根據懸泉漢簡記錄及《漢書》、《史記》還原了整個漢代歷任西域都護的年表。」 韓華介紹說,甘肅簡牘博物館設有「簡牘時代」「簡述絲路」「邊塞人家」「書於簡帛」四個基本陳列。通過展示簡牘發現的歷史、簡牘中的絲路故事、漢代邊塞人的日常生活、漢簡中的書法藝術,解碼甘肅獨特的文化基因,展現甘肅大地上的文化遺產。

  「明星」文物見證歷史變遷

  「現在看到的這枚簡,叫敦煌浮屠簡,這是為目前發現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實物資料。其年代範圍應在公元五十一年至公元一百零八年(東漢中早期),這是我們敦煌佛教傳入最早的一個漢簡記錄史料,就這麼唯一一份。」韓華告訴記者。浮屠簡上的文字完整,第一行大字寫着:「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第二行落款為「會月廿三日,小浮屠裏七門西入。」這是一份通知書,也可以說是請柬。從浮屠裏這個名稱可以推斷,這是信仰佛教的人居住的地方,可見在公元一世紀,敦煌就有一群有着共同佛教信仰的人集中居住。這比以往認為的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要早200年左右,證明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是公元一世紀的下半葉。而且一開始就流行在民間,比竺法戶在敦煌翻譯佛經的時間要早兩百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開鑿的時間還要早三百年。

  除了這枚珍貴的浮屠簡,博物館還藏有世界上最早的紙質地圖——天水放馬灘漢紙本地圖。展出的這塊殘塊長5.6厘米,寬3厘米,紙上用墨線繪有山、川、崖、路。其原料為大麻,紙面平整、光滑、結構緊密,表面有細纖維渣,質量較好。雖然造紙技術比較原始,但工藝已成熟,是迄今所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用於書寫的紙張實物。《四時月令詔條》是一份珍貴的漢代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文書,出土於「懸泉置」遺址,如今也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這份文物以法律「詔書」的形式確立了以「四時」為基礎的生產生活準則,包括禁止伐木、禁漁、禁殺幼小動物等規定,體現了對自然生態的保護意識。同時,《詔條》還依據時令指導人們的生產生活,如春夏之際要及時修築水利設施以保水道暢通、農業生產,秋季則可以修築屋室以改善房屋條件、儲藏糧食。這份文物展示了古代中國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和保護意識,並為現代環境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簡牘所記載的是中華民族在不屈不撓的前進道路上的動人故事,彰顯的則是華夏文明光輝的思想和燦爛的文明,這些展品不僅見證了歷史的變遷,也讓參觀者感受到了古人生活的點滴。它們就像是一座座歷史的橋樑,連接着過去與現在,讓參觀者能夠在欣賞和感慨中,與歷史對話,與生活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