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美國是中法關係的「推動器」\宋魯鄭
踏入2024年，回顧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既有高峰也有低谷。中法關係起起伏伏的規律和原因是什麼呢？其實雙方建交的那一刻，已經把答案告訴了世界。
1964年中法建交出乎意料、震動全球，被稱為「外交原子彈」。這自然離不開當時的背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和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正在進行冷戰。法國和中國也分屬不同的陣營，而且雙方相隔遙遠，沒有任何經濟聯繫。更重要的是，中法兩國均是大國，法國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雙方在世界都是舉足輕重。這兩個來自不同陣營的國家建交，對世界格局和全球力量平衡的衝擊可想而知。
中法建交充分體現了眾多國際關係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決定大國關係的是戰略利益，而不是經濟利益，而且這種利益是超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二是兩個大國的共同重要戰略利益未必一定來自於雙方本身，而是外部因素。
二戰後的法國和新中國都是百廢待興，法國在經濟和安全上都依靠美國。法國第四共和國首任總理拉馬迪埃不得不承認：「每一筆貸款的給予都取決於政治現實，每獲得一筆貸款，我們的獨立就要減少一些。」戴高樂時期的外交部長和總理德姆維爾也認為：「從1946年到1958年，美國控制了法國的對外政策。」
雙方具共同戰略需要
但中法都是有着悠久大國傳統的國家，不可能長期依附他國。擺脫這種外部依賴是必然選擇。然而在美蘇兩極稱霸的世界中，即使獲得真正獨立也並不足以確保大國地位，還要有能力對抗兩個超級大國的制衡，這其中的關鍵之一，就是要尋求夠分量的盟友。
很自然的，中法都把目光投向了對方。就這樣中法聯手打造了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實現了本國戰略利益的最大化：不僅實現了真正的獨立自主，還有效對沖各自擺脫美蘇的成本，同時大幅提升在世界上的地位。中法兩個相隔遙遠、本沒有任何共同利益的兩個國家就由於美蘇而結成了事實上的戰略盟友級的關係。
從建交直至冷戰結束，這一時期的中法關係進入了持久的蜜月期。但是後冷戰時代，使得世界進入美國獨大的單極格局，中法共同戰略利益消失。也就在這個背景下，中法關係迎來第一次風浪：法國連續兩次無視中國的反對，先後向台灣出售軍艦和戰機，觸碰了中國紅線。為此中國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包括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館、撤銷兩國正在談判的大型項目等。中法關係陷入空前的低谷。直到兩年多之後，戴高樂派政黨贏得國會選舉並組閣，承諾不再向台灣出售武器，雙方關係才恢復正常。但沒有共同戰略利益的中法關係形同雞肋：雙方既無需求也無對抗。
進入21世紀，中法關係卻迎來兩次高潮，和建交一樣，推動力量又來自外部，只不過這次主要是美國。
2003年一超獨大的美國單邊主義達到極致，觸及到法國無法接受的底線。雙方終於在伊拉克戰爭中攤牌。國力不對稱的法國再次如同冷戰一樣打起了中俄牌，並和德國一起共同組成反戰聯盟。
雖然從表面上看只是法美衝突，但實際上中法都希望建立一個多極世界。正是這個共同的戰略需求才使得中國也願意加入法國的反戰陣營。此時恰逢中法建交四十周年，雙方首度舉辦中法文化年，借助歷史因素一起把中法關係推向高峰。從一個外交細節可一窺當時的雙方關係：希拉克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
後來由於接任的薩爾科齊總統放棄戴高樂路線，並重新加入北約，雙邊共同戰略利益再度消失。在這個背景下，薩爾科齊不顧中國反對會見達賴並引發中國不滿，使得雙方再度陷入低谷。雖然此後不久法國就做出承諾，雙方關係也恢復正常，但一直到奧朗德總統任期，中法關係都維持在雞肋狀態。
法國已不可能配合美國
中法關係再度走高則是在馬克龍出任總統之後。除了馬克龍重返戴高樂主義外，很關鍵的因素仍然是美國。
2016年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特朗普入主白宮，他立即兌現「美國優先」的競選承諾，完全不顧及歐洲盟友的利益，同時首度把中國視為最大對手。等到拜登上任後，他對歐洲依然奉行美國優先，對中國的遏制更是加碼。同時美國冷戰後對俄羅斯長達三十年的戰略擠壓終於導致俄烏衝突，歐洲成了主要受害者。
在這個背景下，中法再度具有了重大戰略利益：中國要借助法國並由法國帶動歐洲對沖美國的遏制。法國則要借助中國的力量實現面向美國的戰略自主，同時推動化解俄烏衝突。雙方的階段性高峰就是2023年4月馬克龍破例在中國尚未回訪之時第三度訪華。
比訪問次數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國訪問時的成果：雙方不僅發布了有五十一個合作內容的聯合聲明，馬克龍還在脫鈎和台海問題上和美國劃清了界線。
目前這一波中法關係的發展還處於上升狀態，並隨着2024年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到來而再創新高。假如2024年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中法關係或將達到新的高度。由於美國單邊主義和中美戰略博弈的長期趨勢，中法關係將迎來建交以來第二長周期的相互需要期。即使法國再出現一個薩爾科齊，屆時也已經不可能犧牲自己最高國家利益去配合美國。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