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鬆讀中史】道士意外得藏經 學者緣慳失寶物
在清光緒初年，有一名為王圓箓的湖北人，遠赴肅州當兵，退役後當上道士，並輾轉來到十分荒涼的敦煌縣莫高窟居住。由於王道士比較能言善道，最終成為了莫高窟的當家道士，而且還騙得一些分不清佛道的老百姓信任，使得莫高窟的香火日盛。
在此之前，莫高窟因長年無人打理而失修，大部分洞窟堆積了一層厚厚的黃沙，王道士不時得聘人清理堆在洞口的積沙。到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一說光緒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王道士僱用的一個楊姓工人，在第十六窟的甬道清理了一會積沙後，稍作休息，坐在地上，背靠着甬道北壁，並點了煙斗。當他把引火的草枝無意中插進一個牆縫時，長長的一根草竟然沒有能插到底，楊某感到詫異，乃用手敲了牆壁，只聽咚咚作響，像是空的。
楊某感到不可思議，連忙報告王道士。不過王道士並沒有馬上行動，而是等到夜深無人時，才和楊某一同去看個究竟，並聯同楊某打開牆壁，找到了洞口，去掉封泥，發現了堆滿寫本、絹畫、法器、石碑、塑像的藏經密室，兩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由於王道士本身沒有多大的文化知識，當然不知道這些寫本具有極其珍貴的學術價值，但他也明白洞內堆滿的是一堆不同尋常的寶藏，至少是一批可以換錢的古董。於是他揀出一些精美的絹畫和完整的寫經，分送給敦煌縣衙門的一些要人和地方名流。敦煌寫本乃以古董，特別是書法藝術品在我國西北地區開始流傳起來。
最先發現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具有極高學術文化價值的人，是清末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葉昌熾到甘肅省任學台一職，借機收集隴右、河西的古代碑銘拓片。
次年十一月十二日，敦煌縣知縣汪宗瀚就派人送上敦煌保存的幾種唐碑拓片，其中就有藏經洞中發現的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刻《洪辯告身牒碑》的拓片，還有從王道士那裏得到的藏經洞所出絹畫《水陸道場圖》和《大般若涅槃經》寫本四卷。以後葉氏又從汪宗瀚和敦煌另一文人王宗海手中，陸續得到絹畫《水月觀音像》、《地藏菩薩像》和梵文寫經《大般若經》、《開益經》等寫卷。
葉昌熾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所得到的這些寫本和絹畫，並對其書法、內容略有考訂。他認識到這些材料的學術文化價值，建議甘肅省總督衙門，把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城蘭州加以精心保存。不過甘肅省總督以弄不到所需的五六千両銀子和七八輛大車為理由，沒有採納葉昌熾的建議。僅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下令由敦煌縣知縣汪宗瀚對經卷和畫像做了一次調查，然後命令王道士照原來樣貌封存起來，以免這些經書流散民間。
葉昌熾，這個首先發現敦煌遺書的寶貴價值的人，因為其職任學台衙門巡行的範圍在甘肅省東部，所以沒有親自到過莫高窟查看藏經洞寶藏的豐富內容，不能了解這些遺書的全部價值，也就沒有再想辦法保護這些寶物。直至1909年5月 ，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帶着從王道士手中購得的一部分精品，如《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贊合集》等來到北京時，震驚我國學術界後，葉昌熾對昔日沒有前往敦煌，盡收寶藏，感到十分遺憾，並在其《日記》中深深的譴責了自己。
◆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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