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把法國宮殿搬到日本\方 元
提到日本京都，即使你沒讀過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說《古都》，也會立即在眼前出現「古都」兩個字。然而，出現在我眼前的這座古建築──京都博物館，與《古都》中描寫的那些建築完全不同，也與日本的文化傳統完全無關。這座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的紅磚大樓，就像是一座法國巴黎的宮殿被人搬到了日本京都！
京都博物館於一八九五年建成，是法國文藝復興式建築。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弧形四坡屋頂，它的學名叫作「芒薩爾屋頂」。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國式屋頂，以法國建築師芒薩爾（Francois Mansart）命名。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這種屋頂在歐洲非常流行，並在明治時期傳入日本。
單純從藝術的角度看，京都博物館是一座美麗的建築。不過，如果從文化的角度看，還能說它「美麗」嗎？作為千年古都，京都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大本山。京都博物館是代表國家文化形象的地標，收藏的是日本的文物，因此它的建築理應具有日本的特色。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它拋棄了本國的文化傳統，而採用了外國的建築式樣。所以，無論在文化身份上，還是在城市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它都是一座奇怪的建築。
如果法國人在巴黎建一座國家博物館，他們會採用日本式樣的建築嗎？當然不會。但為什麼日本人會在京都建一座法國式樣的博物館？
我們通常是從藝術或技術的角度去解釋建築潮流的變化。但對於京都博物館這個例子，只用藝術和技術來解釋是不夠的。我認為，造成日本建築發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是政治。實際上，這座建築反映了日本當時的國情和政局的變化。
京都博物館建於明治時期。這是日本推行全盤西化的時代，史稱「明治維新」。為了「脫亞入歐」，明治政府大力消除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為歐化掃清道路。由於中國文化是隨佛教傳入日本，因此佛教便首當其衝，成為排斥和打擊的對象。在明治初期的「廢佛毀釋」運動中，佛像和佛寺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自相矛盾的是，京都博物館的建築風格是「文藝復興」，其原意是復興古典文化，而這個偏激的、反傳統的廢佛運動卻在砸爛日本的古典文化。
另一方面，為了「文明開化」，明治政府極力仿照歐洲國家的模式，為入歐鋪路架橋。為了顯示它與歐洲列強是相同文明、相等地位的國家，日本不僅採用歐洲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而且模仿歐洲的城市規劃和建築式樣。總之，當時的日本力求從裏到外都變成「白」的。這就是京都博物館誕生時的歷史背景，也是它採用歐洲建築式樣的主要原因。
日本政府不知道博物館建築是國家文化身份的象徵嗎？他們不僅知道，而且有意利用建築的象徵功能來宣傳政府的歐化政策，並通過建築的歐化外貌來展示日本的新身份。所以，只有了解日本明治時期的社會狀況，才能解釋為何一座法國式宮殿會出現在京都。
京都博物館是典型的西洋古典式樣：古希臘柱式、圓拱門、三角山花……在山花中央的橢圓匾額上刻有日本天皇的菊花紋章，表示博物館是皇家的（國家的）機構。有趣的是，山花上那兩個半卧的神像不是西方基督教的神，而是東方佛教的神：手握鐵錘的是毘首羯磨，手拿畫筆帛卷的是伎藝天。看來，即使在這樣一座全盤西化的建築上，也未能排除東方文化的痕跡。
而且，你可能沒想到的是，在這個西方的建築外殼之內，博物館的藏品卻是東方的寶物，包括佛像、佛經、梵鐘、香爐、舍利盒等佛教文物。建築的形式與館藏的內容為什麼表裏不一？這是因為，雖然建築的式樣可以改變，但過去的歷史是不能改變的。
日本在西化過程中發現，要想得到歐美強國的認同和尊重，除了歐式議會和歐式建築之外，還須擁有與國家文明實力相匹配的文化藝術。明治政府重新認識到佛教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於是在一八八八年成立了「全國寶物調查局」，收集在「廢佛毀釋」運動中失散的佛教藝術品，並在一八九七年立法保護佛寺和佛教文物。
京都博物館即是在立法這一年開幕的。那些失而復得的珍貴文物就收藏在京都博物館。如果沒有這些工藝精美、歷史悠久的佛教文物，那麼日本拿什麼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擁有一千五百年文化傳統和高度文明的國家？
講京都博物館，不能不講它的建築師。如果在不了解歷史的情況下看到京都博物館，我可能會認為它是歐洲建築師的作品，因為只有熟悉法國建築的人才能設計出這麼地道的法式建築。而事實上，京都博物館的設計者是日本建築師片山東熊。他設計的奈良博物館也是法國建築式樣，也用了芒薩爾屋頂。這兩座博物館是日本法國建築學派的代表作。
片山是日本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建築師。他與辰野金吾、妻木賴黃被譽為「建築三巨頭」。在明治時期，他們三人帶領日本建築界實現了西化的轉變。片山一生設計的四十多座建築都在日本，只有一個例外──日本駐華公使館。那是他主持設計的第一座建築。為此他於一八八四年去北京工作了兩年。
片山的建築讓我看到，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人已掌握了設計和建造大型歐式建築的技藝。而在那個時期，雖然上海、廣州等中國城市有不少歐式建築，但它們是由歐洲建築師設計的。在二十世紀初，始有中國人設計西式建築，例如沈琪。中國第一代科班建築師則出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們都是「海歸派」，例如留日的柳士英、留美的關頌聲等。事實上，在建立正規的建築教育體制方面，日本比中國早了一代至兩代人。不過，中國建築界長期忽視了日本近代建築對中國的意義。
京都博物館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當年片山東熊面對的，而今日的建築師仍在思考的問題：建築如何向社會傳達正確的文化信息？在博物館的廣場上，有一個人坐在石台上抵頜沉思。他是法國藝術大師羅丹的雕塑「思想者」，自一九五○年他就坐在那裏思索。不知他是否找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