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視角解讀東方智慧之書 郎寶如：《周易》是中國文化長城第一塊城磚
到底如何解讀《周易》一書，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成謎。作為東方文化的智慧之書，今天該如何去讀？《周易》目前在國際上傳播力如何？怎樣做好國際化傳播？ 關於上述問題，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郎寶如認為，一定意義上，《周易》是中國文化長城的第一塊城磚。◆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慧杰 綜合中新社報道
作為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學者，郎寶如為何以長城作喻？原來，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萬里長城在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中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長城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最契合的。他用「中國文化長城的第一塊城磚」來形容《周易》，無疑是給了這本書很高的評價。
占筮之書與歷史著作並存
談及《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本關於占卜的書籍。郎寶如回應道，準確說，《周易》首先是一部占筮之書，「筮」字從巫從竹，即是巫覡用竹為占，與神溝通。神秘性是占筮所必須，但它的敘事系統卻是一部歷史著作，是西周的開國史。只不過由於占筮的需要，屏蔽了一些關鍵的歷史要素，如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讀起來特別晦澀難懂。但《周易》的作者又特意在每一卦中都設置了一個信息密碼，只要解開這個密碼，被屏蔽的信息就會一一顯現。
他舉《蠱》卦為例，它的卦辭「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就是信息密碼。通過六經互證，這個密碼就可以解開。《周禮·春官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昊天上帝就是大神，宗廟中供奉的祖先就是大鬼，「示」讀為地祇的祇，即社稷之神。在那時只有天子才有資格祭天。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天子才需要把天地鬼神都祭祀一遍呢？他用《禮記·王制》中的原文來回答：「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父廟，就是大鬼。那麼在商周之際，有哪位天子出征是在甲日呢？他循序漸進地闡述，《史記·周本紀》中有記載，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王朝至商郊牧野。至此，密碼告破，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結果都一一呈現出來了。
由此他總結道，其實占筮之書與歷史著作是完全可以兩立並存，不相妨礙的，就像《詩經》，既是文學作品，也是西周的發祥史。就看從什麼角度去觀照它，解讀它。而他最近出版的《乾坤藏史策——〈周易〉密碼解鎖》就是從「被屏蔽的西周開國史」的視角去解讀《周易》的。
郎寶如在多年的研究中得出「《周易》是西周建國史的歷史記錄」這個結論，他對此解釋：「從認識論角度來看，存在是第一性的，認識是第二性的。先有歷史事實，然後才會有對歷史規律的認識。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六經也必然遵循這一規律。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提到，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子確立的理性主義，奠定了漢民族的文化結構。而我認為還須上溯五六百年，是六經奠定了先秦的理性精神。因為六經乃是孔子思想之源，尤其是《周易》，對孔子思想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續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及「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來證明自己的論斷，「再從中華文化史來看，中國最早也是最成熟的人文科學就是歷史學。六經皆史乃是學界的共識。《周易》自然也是史。 」
讀出《周易》中的西周建國史
《易傳·繫辭》記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然而遺憾的是，後世學者鮮有從歷史的角度去探究《周易》，這就留下了探討空間。 在多年的研究中，郎寶如發現雖云六經皆史，但各有側重：《尚書》是文獻史；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是制度史；《詩經》是詩史；《周易》則是被屏蔽的西周建國史。
他表示，若分別考察，每一部典籍所記載的都不是歷史全貌，只有把它們放在一起綜合考察才能還原出歷史的本來面貌。這就是六經互證的考據方法。《蠱》卦就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解開的。此後便是輕車熟路、水到渠成了。《屯》卦：古公遷岐；《未濟》：王季伐鬼方；《渙》卦：文王遷豐；《比》卦：孟津之會；《損·益》：周公東征；《晉》卦：康叔封衛。當這些歷史事件一經考據出來，西周建國史的完整鏈條就閉環了。這就充分證明了《周易》乃是「被屏蔽的西周的建國史」論斷是完全成立的。
《周易》難譯 經典傳播任重道遠
在郎寶如看來，作為東方文化的智慧之書，西方學界對《周易》了解程度卻十分有限。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序言中曾說到語言障礙的問題，認為中國哲學著作「很難翻譯」，而該書譯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德克·布德博士亦在英譯版《引言》中說：「我們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真實知識實在少得可憐。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如果請他們列舉中國的主要哲學家，除非是漢學專家，大概能舉出的中國哲學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個老子。這個看法，甚至對一般哲學教師來說，恐怕也不為過。」而《周易》在中國典籍中的語言困難遠超過《論語》、《老子》，故西方對《周易》的了解程度遠遠不夠。
據資料顯示，西方人翻譯的《周易》，最早是1882年理雅各（James Legge）從中文譯成英文，1923年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從中文譯成德文，貝恩斯（Cary F. Baynes）從德文譯成英文，這個版本是西方人比較愛讀的版本。還有1965年蒲樂道（John Blofeld）翻譯的英文版。
至於內地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漢譯著作，郎寶如指出了兩部：日本學者島田虔次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和法國學者程艾藍的《中國思想史》。二書都有關於《周易》的闡述。雖一為東鄰一為西洋，但卻都把《易傳》當做《周易》的思想來論述，這說明他們對《周易》的認識還較膚淺。他認為，如果能有一部可靠的外文譯本供西方讀者閱讀，讓他們對《周易》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許會成為西方人認識中華文明的一部經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