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誌❸/明恥啟民智 讜論報國仇
王芸生是《大公報》的一面旗幟。他著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喚醒大眾，認明國恥；他胸懷國家利益、站在人民立場，主持《大公報》筆政，文章動人心弦，激勵國人鬥志，與敵寇與苛政做不屈不撓的鬥爭，留下無數名篇；他在歷史關頭，審時度勢，毅然率領《大公報》宣言新生，投入人民懷抱，成為時代大潮中愛國報人的典範。
馬浩亮（文）
90年前，1932年1月11日，《大公報》隆重推出專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從此，每日一篇，連載長達兩年半之久。文章的作者、《大公報》編輯王芸生就此聲名鵲起。
研史著史 享譽國際
王芸生被公認為是「報界宗師」張季鸞的接班人。兩人以堪稱《大公報》120年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兩支如椽巨筆，模範地踐行了「文章報國」。張季鸞是王芸生的伯樂，兩人卻是「不打不相識」。
王芸生是天津人，很早就立下投身報業的願望。曾在天津為工會主編《民力報》，在上海與後來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博古（秦邦憲）合辦多份報刊。1927年，擔任天津《華北新聞》主筆的王芸生，圍繞北伐期間外國領事館遭圍攻一事，與《大公報》展開論戰。後《華北新聞》被封，王芸生又出任《商報》總編輯，旋因與管理層意見不合而辭職。
正在王芸生丟掉飯碗、生活拮据之際，《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親自登門，邀請比自己小十三歲的王芸生到《大公報》工作。張季鸞的開闊胸襟，以及大公報「有容乃大」的報格，令王芸生至為感動，從此，他的人生就與《大公報》緊緊連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迅速確立「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決定由王芸生協助汪松年研究中日關係史，系統梳理了自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這60年間兩國關係的變遷，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揭露日本侵華行徑，喚醒國人禦敵。後汪力有不逮，便由王芸生獨自完成。
從當年10月開始，王芸生不辭勞苦，勤奮奔走於京津之間，在故宮博物院和各圖書館查閱史料，走訪歷史界和外交界前輩。晚上則伏案寫作。他的文章，從浩如煙海的史籍和檔案中抽絲剝繭，且文辭通俗易懂，極受讀者歡迎。
專欄披露了許多清宮軍機處、總理衙門、外務部的秘檔，很多內容是借王芸生的文章首次為大眾所知曉。如中俄東三省交涉的珍貴史料，駐俄公使楊儒據理力爭、力爭國權的內幕；甲午前後李鴻章與日方的交涉等。王芸生在首篇前言中寫道：「使一般國民，咸知國恥斷非突發，自反乃能自強，明恥教戰……」
這一系列文章引發轟動。王芸生後來說自己「史運亨通」。1932年起，大公報將這些文章匯輯出版，陸續出版了七卷。次年，日本便翻譯出版了日文版。1934年5月，王芸生因忙於撰寫社評，實在無暇顧及，專欄遺憾擱置。實際寫了1871年至1919年這48年。
整整40年後，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打破了中日高層交往的堅冰。在與毛澤東會面時，田中兩次提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影響之巨，足見一斑。也因此事，長年受政治運動衝擊的王芸生，得以恢復了工作和生活待遇。
筆刺日寇 誓不投降
著名報人俞頌華曾評價稱：「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寇要求上海報紙自15日須接受檢查。《大公報》義不受辱，罕見地在12月14日同時刊登了兩篇社評《暫別上海讀者》和《不投降論》，宣告停刊。
前者動情地激勵國人：「保持住自己的靈魂，不怯懦，不折扣，十足勇敢的奮鬥下去，這空前的國難必能克服，往遠大處看，中日兩大民族的競爭，好比一個無盡程的接力賽跑，我們這一輩人正握着競走的火炬……等到我們這一輩人力盡了，再把這火炬交給我們的子孫……中華民族的火炬永不熄滅，中華子孫永不要歇腳！」
《不投降論》最後一句，則以平實的話語，傳遞着振奮人心的偉力：「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41年8月，日本人持續轟炸重慶，一些國人士氣低落。8月19日，《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撰寫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讓無聊的敵機來肆襲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文章以樂觀昂揚的強音收尾，回擊日寇的囂張氣焰，鼓舞抗戰軍民的鬥志。
1979年，身體每況愈下的王芸生，在病榻上修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將從1920到1931年中日關係史用大事記形式補上，補足了40多年前的「欠賬」。1980年3月，王芸生在病榻上見到了新版樣書。5月30日，溘然長逝。
臨終前，王芸生告訴子女，這部書「是我留給世人最後的絕唱」。他的畢生事業，始於此，也終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