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出有因/司馬遷 ──「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
歷史學，是保存並發揚人文精神的重要學問，愈重視文化承傳的地區、國家以及民族，歷史的追尋愈興旺，生活與生命的能量愈是釋放。
師承孔安國董仲舒
中國歷史悠悠五千年，文化積存，青燈不滅，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中國文化的早熟。共信、共同的傳遞文字出現，一字一文傳真、傳情達意的記錄甚早，由此構成系統的學問，其中一門就是史學，這也是中國古今不少知識分子，學問大師終生埋首之學，西周時代，周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易《周易》；春秋時代，孔子困厄作《春秋》；再至西漢時代，司馬遷雖受極屈辱之腐刑以贖身死，卻能在抑鬱與超越之間，毅然決然選擇了後者，當受「刑」之後，發憤著書，寫下曠古爍今的《太史公書》，即今天研究史學的、喜愛文學的、鍾情哲學倫理，乃至嚮往教育學問的，無不讚嘆的《史記》。
看司馬遷一生是證其人格與風格。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祖先世代為「太史」。由於父親司馬談學識淵博，司馬遷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並曾受業於孔安國及董仲舒。據遷己述：「年十歲誦古文」，二十歲開始遍遊天下。元封元年，漢武帝於泰山封禪，司馬談因病「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三年後，司馬遷承襲父職為太史令。太初元年司馬遷曾參與「太初曆」的編修工作。天漢二年，遷因李陵出擊匈奴先勝後敗再降，不幸被俘，司馬遷為李陵向漢武帝求情，卻觸怒漢武帝且遭下罪受腐刑。在出獄後發憤寫史，終於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太史公書》，並為中國傳統史學，奠下了深厚的基礎。
司馬遷於〈報任少卿書〉有述志之言：「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裏，筆者需要一提，教育局於2009年全力推動通識教育科作為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卻未有正視國史（中國歷史科）的重要價值，將之視為可有可無之選修科。「通識科金裝上陣，國史教育倉皇落馬」，若然，當時教育局負責推動之課程政策之主事者，能明白中國史學的精粹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識科以及中史科目的發展，當少行歪斜的冤枉之路！
開創史書紀傳體例
《史記》乃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它開創了中國史書的紀傳體例。其後歷代的所謂「正史」，無不採用這種體裁寫史。誠如清代（1644-1912）史家趙翼（1727-1814）所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而《史記》除了是一部成功的歷史著作外，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金毓黻謂：「《史記》之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即司馬遷之史學也。」魯迅（1881-1936）更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最後，筆者內心嚮往史學大師司馬遷的幾句話：「貌言華也，聖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這是中國史學的精神所在。毫無疑問，《史記》折射出的司馬遷，學問是浩瀚的，心胸是廣闊的，特別是遇着大困難之後，拒絕向抑鬱低頭，以著書立說，作為超越平常的人格與風格，成為後世永恆學習的榜樣！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 何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