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似真來真亦假 /周 倜/
──三星堆古蜀國玉石器驚現成都
圖：三星堆文物：銅神樹枝頭花蕾及銅立鳥
在參觀了廣漢市三星堆博物館之後，無形中對公家收藏與民間收藏作了一個對比：
一、就古蜀國青銅器而言，公立博物館的收藏更豐富多樣更珍貴。二點六一米高的青銅大立人、多件青銅人頭像或面具，高達三點九六米的青銅神樹，一點四三米長的包金權杖，均可以與古埃及、古西亞兩河流域及古希臘的青銅雕像、神樹媲美。而民間收藏的三星堆青銅造像、金面罩則比較罕見，我只親眼目睹了一件。
二、在古蜀國玉石器方面，公立博物館只有從那「兩個坑」出土的四百件較小型的禮器與兵器，如造型結構比較簡單的玉戈、玉劍、玉圭、玉璋、玉璦、玉璧、玉琮等等，而民間收藏則更豐富多樣，造型奇特，工藝精湛，包涵更多的遠古社會生活信息，且有數百上千個文字符號，更具研究價值。
造成上述「私盛公衰」畸形現象的原因，除了民間收藏的「發掘地」比官方收藏的「兩個坑」大百倍之外，還有過時政策造成的後果。我國進入「市場經濟」已經三十年，但地方政府與文物部門卻長期實行一種獎勵「活雷鋒」政策。農民在種田、挖溝、燒磚時偶爾發現古代文物，像雷鋒一樣上交，當地政府只發給一紙獎勵捐贈證書（近年才實行上交一件獎勵一、二千元），可是農民沒有工資，要自己解決溫飽，多數農民為改善生活便將自己發現的「寶貝」藏起來，等待不時走街串巷的文物販子上門收購，於是民間發現便流入市場，變成了民間收藏。
一九八六年廣漢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重大發現，轟動海內外。當時新華社向全世界報道稱「這次發掘，把巴蜀早期歷史推前了一千餘年，即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據《四川日報》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報道，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參觀三星堆博物館珍貴文物後說：「看來中國的歷史要改寫，不僅有黃河文明，還有長江文明。」（轉引自屈小強近作《三星伴月》）
如果說，二十多年前三星堆古蜀國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是個奇跡的話，那麼，成都十來位民間收藏家運用市場經濟的優勢與靈活性，運用「新文物法」允許中國公民交流收藏文物的法規，傾注自己的精力、智慧與財力，有人甚至不惜借貸或賣掉房產收古玉，如今已為國家民族保存二千餘件珍貴的三星堆玉石器，則是奇跡中的奇跡！
張如柏建議，並在香港《大公報》發出呼籲，由權威部門或有遠見的大企業組織多學科專家進行綜合研究，必將對揭示中華文明之源頭作出新的貢獻。筆者認為，最後的研究結果，即使證明成都民間收藏的古蜀國玉石器只有一半（即一千件）是真古董，也是考古史上的奇跡，而且是奇跡中的奇跡。
傳統教科書告訴我們，夏代只是「傳說」而已，而殷商就不是傳說了，因為一百年前偶然發現的安陽「殷墟」，已有大量實物證明，殷商是一個有城址、有文字（甲骨文、金文）、有大量精美青銅器的文明國家；近二十餘年廣漢三星堆古蜀國遺址的發現再加上二千餘件古蜀玉器的去偽存真，有可能證明古蜀國是一個比殷商更古老、而其青銅器、玉器更豐富、更精美的文明國家；同時證明，南方絲綢之路（巴蜀與今雲南│緬甸│印度│西亞│古埃及之間的商路）可能比張騫開通的北方絲綢之路早兩千年！《史記•大宛列傳》說張騫到中亞大夏國時，居然看見了「邛竹杖、蜀布」，驚問：蜀貨從何來？大夏人告訴他：「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大夏商人到印度販運來的。）此事說明：一、南方絲綢之路比張騫通西域早許多年；二、由於大巴山、秦嶺之阻隔，古蜀國之商販跑今雲南│緬甸│印度│西亞之商路，可能比到中原、陝西更方便（秦代雖已征服巴蜀，但商路尚未暢通）。
四川部分學者認為，從三星堆古蜀國文物，特別是青銅器中，可以看到西亞乃至古埃及、古希臘等「外域文化的因素」，因為在這些古文明中出現過造型相似的青銅人頭造像、金面罩、高大神樹等等；而三星堆中某些高鼻、深目、下頷長滿鬍鬚的「洋人」造像更傳遞了古代神秘的信息，其言外之意是，古蜀國某些青銅器造型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而張如柏卻認為，古蜀國可能就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從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器中可以看到三星堆玉器的影子，而西亞某些文物也可能是受東方古蜀國的影響……筆者認為，上述兩種猜想都缺乏充足的考古證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三、四千年前，東方古蜀國與西亞古文明、南亞古印度在商業、手工業及藝術創造等方面即存在着雙向的文化交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