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親人─方蒙/劉 誠
圖：方蒙與劉誠一九八八年攝於天安門城樓
方蒙走了。在醫院裡住了二十三個月後，於十一月十七日晚，走得那樣平靜，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留給我的卻是無限的懷念和傷感。方蒙和我相識在上海大公報，相濡以沫，相依相伴共同度過了五十四個年頭。他身體健康的時候，每次從外面回家，第一句是「劉誠，我回來了。」然後走到我身邊撫摸我的頭。我的女兒曾說，今後她的婚姻能像我們這樣就好了。這些往事，留給我無限的思念，它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方蒙走後，我孤獨地每天坐在客廳沙發上，雙眼凝視着大門，盼望他的身影能出現，哪怕是一剎那。但只有失望，我默默地流淚。
方蒙既是我生活中的伴侶，也是我記者生涯中的老師。我一九四六年進大公報，在經理室、社長室工作，直到「文革」中大公報停刊。我羨慕嚮往當記者。我出身名門書香，工作中耳聞目睹，自己也愛讀書，這是我以後當記者的基礎。
改革開放後，香港文匯報需要在內地開展報道，方蒙是老新聞工作者，該報遂聘請他為駐京特約記者，我也同時在文匯報工作。當時採訪很艱苦，出租車很少，沒有電腦、電傳，家裡沒有電話。宋慶齡去世時，我倆在電報局發稿，深夜二點半步行回家。以後有了電話，發香港稿件靠電話，我為了趕時間寫稿字跡潦草，方蒙嚴肅認真指出，由於我改了過來，方蒙特別高興，他鼓勵我、支持我，特別是看到有些報刊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羊城晚報等轉載我的稿子，他更高興。
方蒙勤奮好學。離開家鄉後進入國民黨陸軍軍醫學校，成績優秀，因宣傳抗日被國民黨逮捕，由校長李振翩保釋後成為一個流浪青年，先後在中學和貴陽立報、大剛報工作。一九四六年經友人介紹，認識當時大公報副總經理金誠夫，金誠夫認為方蒙是少年有為的青年，遂介紹至重慶大公報採訪課。
方蒙為人正直，「文革」開始時由於他主持副刊，認識很多文藝界人士，「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方蒙沉着應付，毫不畏懼，總算過了當天下午大規模的批鬥關。
不久，政治運動又轉入抓叛徒、特務、反革命階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於方蒙先後兩次被捕，特別是一九四七年在重慶大公報任記者，在重慶「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中，他如實報道學運，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剛正不阿不畏強暴，拒不寫悔過書，後經胡政之、王芸生、王文彬和各界名人對當局施加壓力後被釋放。因特務跟蹤監視，一九四七年秋調上海大公報。後由李純青安排，去香港大公報工作。解放後，他回到上海。由於他兩次被捕，又是從香港回上海的，部分欲置他於死地的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每天從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對方蒙進行審查。他們說，國民黨寧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人，你是怎樣從狗洞裡爬出來的。方蒙由於連續站立三個月，雙腿腫脹，步履艱難，但他寧可受苦受罪，決不亂交代，他堅持信仰，堅持真理，終於還了自己的清白。
方蒙對家人溫和親切，與我母親相處十三年從未紅過臉。三年困難時，買了雞，他把雞腿分給我母親女兒，自己吃雞頭雞脖，他的特供也是以我母親女兒為主。母親喜愛京劇，方蒙就買三元一張的梅蘭芳和馬連良的戲票（當時老百姓每月生活費只是八元）請她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方蒙被抓審查失去自由，母親心急如焚，幾天後去世，一九六九年夏方蒙回家時，人去樓空，他感到內疚和深深的親情，嚎啕大哭。俗語說「女婿的淚是珍珠落地」。他對岳母的深情，深深感動了鄰居和同事。
方蒙對女兒，也是和藹可親，從不大聲呵斥，教女兒作作業，告訴她寫作文要多想，腹稿成熟後再下筆。
方蒙對家人體貼，對學生也同樣親切和善。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新聞研究所，他擔任新聞研究室主任、新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新聞研究學院碩士生導師。他對學生一視同仁，耐心指導，他諄諄教導學生，答辯論文時要沉着冷靜，千萬不可臨陣慌神。學生對方蒙也視如親人。
方蒙對朋友慷慨大方，自己生活則非常簡樸。一九五三年在天津因發高燒，左耳聽力受影響，最後失聰，我用重金為他配了一副耳機，他知道後，很不高興，說太浪費了。但朋友有困難，總是盡力幫助和支持，下面幾件小事，可見他的為人處事。
解放前夕，一批文化人去香港，著名詩人臧克家夫婦住在簡易的房子裡，夫人鄭曼懷孕在身，臧克家沒有固定收入，經濟困難，方蒙想方設法接濟。「文革」後期，我們開始往來，鄭曼夫人和女兒多次來家做客，我們夫婦也常去拜訪臧老，他看到我們興奮極了，侃侃而談，並留我們午飯，當時供應困難，臧老就開罐頭招待我們。
作家駱賓基解放不久即去北京，未婚妻欲赴京完婚，沒有旅費，駱賓基要她找方蒙，方蒙毫不猶豫給她提供了路費。「文革」後，駱賓基請作家姚雪垠夫婦和我倆在新僑飯店午飯，駱賓基還把這幾十年前的事告訴了我。
著名作家、紅學家端木蕻良和方蒙相識四十餘年。一九四八年端木與方蒙一同到香港。端木是大少爺生活不會自理，方蒙帶了六件行李，其中一件活行李，就是端木，這一笑話講了幾十年。一九六○年我們兩家住所近在咫尺。端木居住面積小，我們促膝談心，特別是端木夫人鍾耀群由昆明調到北京後，兩家往來頻繁。我是南方人不會做餃子，只要他家有餃子，我和方蒙必定在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個雪夜，端木夫婦來了，端木說「踏雪訪友，頗有詩意」。
朱海觀曾任郭沬若的秘書，他是一介書生從不管家管錢，「文革」中朱太太下放，他與親友也無往來。一天晚上來我家，談及沒有錢，方蒙立即將女兒赴內蒙的三十元旅費給了他。
方蒙非常重情義，一九五五年文藝界反胡風集團的政治運動，殃及了一大批人，其中著名木刻家王琦也被抄家隔離，當時一些人避嫌均不往來，王琦夫人打電話給方蒙，他毫不避嫌前去探望。王琦夫婦十分感動，多次與我談及此事，說方蒙為人厚道正直，重情義，可謂「患難之中見真情」。
方蒙為人不趨炎附勢，同事之間和睦相處，朋友之間親切和善。這次參加遺體告別的，有許多八十多歲的老同事，他們都說要與方蒙見最後一面。方蒙生前代表作《范長江傳》問世後，社會上評價很高，這次追悼會，范長江的兩個兒子范蘇蘇、范小建聞訊後也趕來參加。他們的深情厚誼，我衷心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