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躍動中國心
圖：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旗升旗議式
一代代中國人唱着「我愛北京天安門」長大，小學的課本中寫着「天安門廣場是全國各族人民嚮往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天安門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色彩。改革開放以來，天安門對於國人的意義，不僅僅是「神聖」的，香港回歸的喜悅、國慶五十周年的豪邁、申奧成功的狂歡、汶川地震的傷痛，天安門見證三十年來中華民族的心路歷程。
本報記者 賈 磊
冬日午後的北京，依舊有和煦地陽光照得人身上溫暖。天安門廣場上依然花團錦簇，遊人如織。湛藍的天空下，五星紅旗高高飄揚。改革開放走過三十年，被視為「祖國心臟」、「國家象徵」的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三十年來這個古老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成長中的悲喜。
如同中國「心臟」
「天安門就像人的『心臟』，無論腸胃哪個器官出現狀況，都會反映在『心』上。」大公報老報人蕭乾的夫人、八十一歲高齡的翻譯家文潔若如是說。這位經歷過八年抗戰、新中國成立、十年「文革」、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從舊中國走入新世紀的「老北京」，憶起「天安門」往事，娓娓道來。
「前一段時間我感覺心臟不舒服，立刻去醫院照了心電圖，醫生告訴我並不是心臟本身出了問題，是睡眠不好、飲食營養跟不上的緣故。」文潔若自蕭乾1999年去世以後，便很少出門，最近一次漫步天安門廣場也是幾年前的事情了，但她說天安門之於中國的意義也如同「心臟」一般重要。
生於1927年的文潔若，雖沒有關於1919年「五四」運動和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記憶，但從那時起，金水橋前的風雲變幻已經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天安門城樓下所發生的一切都牽動着舉國上下的神經。
對於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天安門，文潔若抱有深厚感情，「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組織去故宮參觀，記得從天安門城樓下穿過，自由自在，當時甚至還可以親手摸摸故宮裡面的鐘。」在她的印象中，天安門前還有「三座門」（長安左門、右門和居中的中華門），後來為疏通道路拆掉了，令她覺得「有些可惜」。
新中國「政治講台」
1949年以後的天安門，成為「中國的政治講台」，新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活動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的建築中。「天安門」這三個字在國人心中的地位，就是幅員遼闊的中國的中心。
1950年，文潔若參加工作後的第13天就是國慶。當時在三聯書店做校對工作的她，參加了那次國慶遊行。「我們排隊從東單浩浩蕩蕩一直走到六部口，經過天安門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很精神地站在城樓上，大家都興奮地喊『毛主席萬歲！』」她說，「那會兒的人們都經歷過日本統治的時期，新中國建立了，國家站起來了，大家真的是由衷地高興。」從這一年到1966年，天安門前每年有「五一」勞動節和國慶兩次遊行，文潔若每次都會去。
進入「文革」時期，毛澤東八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當時大家對政治非常敏感，很注意城樓上哪些人露面、哪些人沒出來這些問題。」1976年10月21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通過廣播和報紙一經公布，當天即有150萬軍民自發在天安門前舉行慶祝遊行，有報道稱「天安門廣場紅旗如林，歌聲震天」，人們把這一勝利與新中國成立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連續三天，走過天安門城樓的遊行隊伍當中，都有蕭乾、文潔若夫婦的身影。
見證社會變遷
1976年，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天安門廣場進一步向南拓展，完成了整個廣場的格局。紀念堂建成後，成千上萬的民眾來到天安門時，都會到此瞻仰，直到今天。1983年，一位英國人來北京拍攝名為《龍的中國》的電影。當時的蕭乾、文潔若夫婦從天安門前走過，攝像機擺在路邊拍攝。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共同走過天安門。
進入新的世紀，昔日長安街上的「自行車大軍」被各色各樣的汽車取代，民眾身上的穿着也從單一變得豐富起來，曾經排起長隊等候與天安門城樓合影的人們，手上也都換上了數碼相機。儘管沒有再特意來到過天安門，但文潔若一直透過電視關注着它。
「1984年建國三十五周年的閱兵、1999年建國五十周年的閱兵都搞得很隆重，現在每到國慶節，天安門都按不同主題擺上那麼多鮮花，氣氛真的很好。」在文潔若看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國家進入了最興旺的時期，「原來那麼積弱的國家，能發展到現在這樣，讓我感覺沒離開祖國是對的。」
家住長安街邊的文潔若，現在經常坐公交車到城東的協和醫院掛號看病，每次必定會路過天安門。「我從來不坐地鐵，就是為多看看外面的變化。」她說有時起得早了，便恰好趕上廣場每天的升旗儀式。儀仗隊穿過長安街時，東西雙向車輛停駛，為國旗讓行。儘管看過不止一次，但在國歌聲中五星紅旗迎着朝陽冉冉升起的畫面，在老人的眼中永遠莊嚴、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