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與《人民日報》/文潔若
圖：蕭 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蕭乾擔任英文版《人民中國》副主編兼社會組組長。喬冠華是主編，但其大半個身子在外交部。一九五○年九月初，原定讓蕭乾參加訪英代表團。團長為劉寧一，蕭乾任秘書。周恩來總理還接見了全體成員。臨動身前被取消出訪資格。喬冠華對他說：「你還是在國內轉轉吧。」他感到可能是某段歷史未查清楚，就趕緊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自傳，交了上去。空白處，密密匝匝記下好幾十個證人的名字，那時這些人尚健在。一九九六年，嚴文井最後一次光臨舍下時告訴蕭乾，早在一九五六年他的歷史就審查清楚了。
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土改是一九五一年初開始的。國際新聞局為了對外報道，一九五○年十一月就派蕭乾提前赴湖南，參加並採訪在那裡即將進行的試點工作，以便寫一批文章說明中國是怎樣消滅剝削制度的。
當時《人民中國》是個周刊。蕭乾為《人民中國》所寫的《土地回老家》是由《人民日報》的劉曉晞和林韋負責審查的。遇有疑問，由他們向有關方面請示。蕭乾相信，五十年代初期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范長江，及時讀到了自己的稿子。蕭乾和范長江結識於一九三五年。蕭乾是燕京大學畢業後，於九月入天津《大公報》編副刊的，范長江比他早去了幾個月，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採訪。
《土地回老家》在《人民中國》上分五期連載畢，英、俄、印尼文的單行本就印了出來，統共被印成印、緬、日、德、法等十一種外文。范長江提出讓蕭乾也為國內讀者寫點。他遂寫了篇《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很快就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顯著地刊登出來了，還受過毛澤東主席的表揚。
一九五五年，作家協會秘書長郭小川特意來看望蕭乾，問他對組織有什麼要求。他直率地談了自己想寫作的願望。不久，他就由譯文社調出，進入專業創作人員的行列。他急如星火地做了去開灤煤礦體驗生活三年的計劃，交了上去。然而，這份計劃被擱置下來，因為反胡風運動打響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版。建國前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胡喬木主管《人民日報》的工作。一天，胡喬木跟蕭乾面談讓他當《人民日報》文藝部八版顧問，也就是副刊顧問。蕭乾生怕這下子被拖住，夢寐以求的寫作計劃會泡湯，於是試圖婉謝。胡喬木厲聲說：究竟是組織上的決定重要，還是你的個人意願重要？蕭乾只好乖乖的就範。蕭乾畢竟是編《大公報》文藝副刊起家的，幹得很起勁兒。當年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四十六號的作協宿舍裡。他每天上午騎着那輛一九四六年從英國帶回來的自行車，穿過兩條胡同就到了報社所在的王府井大街。那四層樓房是一九五四年竣工的。
文藝部的首席領導林淡秋指定姜德明跟着蕭乾去組稿，聯繫作者。姜德明住在貢院東街的四合院裡，相距不遠，他們二人直接從住處出發，先後拜訪過冰心、沈從文、李健吾、楊晦、何其芳、錢鍾書、楊絳、陳夢家、趙夢蕤、楊憲益、吳祖光、黃苗子、張友鸞、金克木、鄧廣銘等。楊晦自一九五○年起任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校園的綺麗風光使蕭乾想起當年三月七日去世的楊振聲教授。楊先生曾在北大執教半輩子，一九五二年全國教育大調整，他調任東北人民大學教授，兼文學教研室主任。工作繁重，生活條件差，病倒後，送進北京的協和醫院，已回天無術。一九八四年，蕭乾寫了《我的啟蒙老師楊振聲》，一九九八年在北京醫院病房裡，又懷着深情補寫了《我的恩師楊振聲》。
一九五六年是蕭乾在文字工作上的豐收年。刊在《人民日報》上的有《蕭伯納二三事》（隨筆）、《蕭伯納語錄》（譯文）、《餐車裡的美學》（隨筆）、《初冬過三峽》（散文）、《人民教師劉景昆》（特寫）。其中《萬里趕羊》在讀者中間引起的反響較大。報紙從而專門刊登了幾期讀者來信。文藝界更注意的是「本報特約記者」這一頭銜。
轉年，五月二十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蕭乾的《「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變成了衙門？》。我姐姐和母親讓我轉告蕭乾，勸他少寫為妙。她們沒訂報，是我那個在新華社工作的弟弟學樸告訴她們的。我回到東總布胡同宿舍，鄭重地對蕭乾說：「我家裡的三個人都在為你提心吊膽。」蕭乾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要求把剛送去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抽回來。然而，最終他還是被《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說服，聽任此文見報。
就是這位原本「書生」氣十足的鄧拓。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親手果斷地結束了自己五十四歲的生命。
進入新時期，我於一九八五年六月赴日，以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研究員的身份在東京東洋大學從事為期一年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工作。我寫了一篇《東洋大學巡禮》，由蕭乾轉給《人民日報》，刊於九月十七日的版面上。校方很重視此事，請人譯成日文，發表在《東洋大學校友會報》（一九八六年，總第一四七號）上。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新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日本人心目中最有權威的仍是《人民日報》。
蕭乾與《人民日報》的緣分延續到最後住院的日日夜夜。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寫了一篇《抗老哲學──給自己做點思想工作》，刊於《人民日報》（四月三日），獲「成小杯」徵文一等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還寫了篇短篇小說《「法學博士」》，也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他在致巴金的信（十二月十四日）中，提及此事：「前天，我忽然寫了篇二千多字的小說，這是幾十年來沒有的事。──已給了《人民日報》。也許還能來個回光返照，再接再厲，湊成一本。」
二○○八年四月十八日，蕭乾文學館在內蒙古大學揭牌，我專程從北京趕到呼和浩特市，出席了揭牌儀式（見《光明日報》，四月十九日）。我送去的蕭乾遺物中，有《人民日報》記者林鋼的夫人顧世芬女士做的一雙棉拖鞋。這不同於花錢買的，是林夫人一針針納的。林鋼還經常贈送夫人自己種的倭瓜。他們知道，蕭乾的腎功能減退，需要食補。暮年，蕭乾時常念叨在柏各莊農場關心過他的朋友們。其中就有《人民日報》的季音、林鋼、藍翎。蕭乾去世後，我經常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續文緣。蕭乾在《未帶地圖的旅人》中談到一位電影專家曾在鑒定會上斷言他「這個人遲早必然會叛逃到倫敦或紐約」。說這話的是鍾惦斐。不用說叛逃了，就連通過合法手續移居海外，蕭乾和我也不幹。因為我們的事業在祖國，我們心繫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