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香港首次布萊希特熱潮
圖：布萊希特與妻子攝於一九三六年
今年是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他影響世界戲劇發展，亦曾經在香港掀起過極大熱潮，雖然近十年歸於平淡，適逢康文署主辦「布萊希特戲劇節」，我們今天回顧布萊希特熱在香港的第一波，或許有一定啟發。
布萊希特戲劇觀
布萊希特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用階級觀點去看歷史，用辯證法去看社會，嘗試把戲劇作為社會實踐（Social praxis），提出戲劇應該是社會學習的工具，反省以建立現實幻覺為主的的戲劇美學。1930年他第一次系統陳述他的史詩劇場理論（Theory of Epic Theatre），並與戲劇體劇場（Dramatic Theatre）作比較。
概括來說，布萊希特主張戲劇應「喚醒」，而非「迷醉」。他提出「間離效果」，認為要在戲的流程，有計劃地中斷完全感性的代入，生命是社會存在，人的思想感情受社會意識形態所牢制。
正因如是，當政治、文化處於十字路口時，布萊希特的戲會受到重視。
1966年演《四川善人》
香港第一次公演布萊希特的戲劇在1966年，由黃清霞導演，劇目是《四川善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用英語在大會堂劇院演出。
1972年「大學實驗劇團」成立，在70年代公演了不少布萊希特的戲，包括：《沙膽大娘》（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常則與例外》（The Rule and the Exception）、《三便士歌劇》（Three Penny Opera）、《灰闌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其中，《常則與例外》受到香港業餘劇壇的歡迎，影響深遠，先後公演多次，歷久不衰。在表演形式上，「大學實驗劇團」嘗試當年在港還是創新的劇場主義（Theatricalism）：用一塊底面不同色的大布幕，透過演員群體不同的支撐、摺疊方式，變化出河、山、沙漠、三岔路、營幕、法庭等等布景。
香港大學與「大學實驗劇團」，出於對當代戲劇的探索而引進了布萊希特，這是布萊希特在香港發展的第一條線索。
布萊希特在香港的第二條線索是中國。這是關乎知識分子與時代的關係，以及對寫實主義的反思。
70年代初，香港學界掀起「認中關社」運動，影響所及，大專界與文化界亦有「寫實主義」戲劇主張。「文化大革命」（1966－76）之後，在短暫思想解凍期過後，文藝界視野逐步擴闊，對中國、戲劇美學、時代等進行反思。
1977年，「校協戲劇社」和「力行劇社」的《常則與例外》，普及了布萊希特。
1977年「大學實驗劇團」在大會堂劇院公演頗受爭議的《手段》。這個戲直接寫革命者理性與感情的矛盾，題材的敏感，政治的辯證，在當年引起一定關注。
布萊希特熱潮黃金期
80年代香港的戲劇人似乎已經肯定自己掌握了排演布萊希特的方法，亦迎來了布萊希特在香港的高峰期，短短幾年，已有近十個演出，曾參與的導演包括：黃清霞、徐詠璇、陳載澧、袁立勳、鄧樹榮、盧偉力、鍾炳霖、周勇平、毛俊輝等，不少到今天仍從事戲劇文化工作。
1986年底，布萊希特逝世三十周年，「第七屆國際布萊希特研討會」及「國際布萊希特戲劇節」開幕，香港的布萊希特熱達至高潮。研討會有來自全球二十五個國家與地區的一百二十多位戲劇家和學者出席；戲劇節由市政局、香港藝術中心主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協辦，安排了日本、中國內地與香港四個演出，非常熱鬧。包括：《高加索灰闌記》（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陳顒導演），《四川善人》（日本俳優座劇團，千田是也導演），《教父亞塗發跡史》（香港話劇團，徐詠璇導演），《阿茜的救國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毛俊輝導演）。
可以說，由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是香港布萊希特熱的第一波。
踏入二十一世紀，當代世界發展，呈現了非常值得研究的張力，許多文化藝術工作者都在高一個層次上探討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
這種一般與個別、共相與殊相的辯證，也許是世界文明的契機。
這亦使今年辦「布萊希特戲劇節」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布萊希特主張戲劇要喚起人們的思考，從而改造世界。
編者按：由十一月五日起，八個劇團在葵青劇院公演布萊希特劇作，文化節目組網址：www.lcsd.gov.hk/cp。
盧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