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唐，仿日，仿遼\方元
圖：梁思成根據唐招提寺設計的鑒真紀念堂（方 元提供）
志蓮淨苑佛寺是香港有史以來最美的中國式古典建築。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仿唐」建築，但你也可以說它是「仿日」或「仿遼」建築。事實上，志蓮淨苑的建築設計絕非「摹仿」那樣簡單，而是一個尋找、借鑒以及再創作的複雜過程，是一個從寺院重建到文化重建的深化過程。
志蓮淨苑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仿唐」？這是一個有趣和值得探討的問題。志蓮淨苑重建之前，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已有不少「仿唐」的建築，它們通常在設計上流於簡單的形式化，而且因為使用了鋼筋混凝土等現代建築材料，因此缺乏歷史的真實感，也沒有木構建築那種內在的自然美。志蓮淨苑為了與那些「仿唐」的混凝土建築有所區別，特別強調自己為「唐式」、「木構」建築。
然而，由於唐代歷史久遠，其建築至今所存無幾，倖存的只有山西的南禪寺和佛光寺等幾處單棟的建築物，更找不到完整的唐代寺院，因此建築師缺少足夠的實物作為設計的依據，也沒有詳細的唐代建築歷史文獻可作參考。這即是說，直接的摹仿是不可能的。面對志蓮淨苑住持對唐文化的執著追求，以及它對建築藝術一絲不苟的要求，建築師只有從其他的地方尋找出路。一條出路就是日本的古建築，另一個出路是中國的遼代建築。
一、向日本學習中國
日本的佛寺建築曾受到中國唐代文化的深刻影響。早在公元六世紀，當佛教由朝鮮傳入日本的時候，日本的寺廟建築已間接受到中國建築的影響。自公元六三○年至八三四年，日本「遣唐使」使團先後十五次抵達唐長安，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技術。對日本佛寺建築特別有意義的是，公元七五四年，揚州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兩年後在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那是第一次由中國高僧親自在日本直接示範中國建築藝術。這一藝術瑰寶成為日本佛寺建築一個最重要的典範，並且影響深遠。
別具歷史意義和趣味的是，這次香港高僧東渡日本並不是去傳授中國的建築藝術，而是要向日本學習中國的建築藝術和技術。鑒真和尚當年一定沒有想到，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奈良的佛寺會成為中國尋找唐代藝術的一個寶庫。其實早在一九六三年，梁思成受周恩來總理委託，主持設計揚州「鑒真大和尚紀念堂」的時候，便專程赴奈良考察了「唐招提寺」等日本古建築。
毫無疑問，日本的佛寺建築對於志蓮淨苑的設計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志蓮淨苑「天王殿」即是摹仿日本京都平等院的「鳳凰堂」。而「鳳凰堂」則是摹仿敦煌壁畫上的中國宮殿，被認為是唐代建築藝術完美的再現。京都平等院建於「平安時代」的一○五二年，那是日本「仿唐」建築的昌盛時期。雖然那時唐朝已經滅亡，但日本對唐代藝術的熱誠有增無減，所以才有今天我們可以去日本尋回失傳的唐代藝術。
「天王殿」建築組群是寺院中最大的庭院，參照敦煌壁畫「觀無量壽佛經淨土變」描繪的情景，力圖營造出佛教「西方極樂世界」的意境。建築師為避免百分之百複製「鳳凰堂」，在設計中盡量加入一些更為中國化的建築元素。儘管如此，「天王殿」在藝術造型、施工技術、建築材料和構件等許多方面都帶有深深的日本烙印，例如最有藝術表現力的大屋頂，從構造做法到鋪設方式，從建築構件、裝飾配件到建築材料等都是「日本製造」。所以，日本建築對志蓮淨苑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
二、向遼國學習漢制
「遼」王朝建於九○七年至一一二五年，它的疆界曾涵蓋了今天的內蒙古、遼寧、河北和山西。雖然它是契丹族的政權，但採用了唐代的制度，「以漢制待漢人」。今天的學者一致認為，異族「遼國」的佛寺比同期漢族「宋國」的佛寺更全面地（或者說機械地）繼承了唐代建築的形制。因此在中國文化傳承關係上，遼代建築比日本佛寺更直接、更可靠，而且在志蓮淨苑設計中加入「仿遼」元素，有助於避免「全盤日化」。
遼代寺廟遺留至今的實物較多，有十幾處，而且保留得比較完整，例如建於一○三八年的山西大同華巖寺、建於一○五六年的應縣釋迦塔，以及建於一○二○年的遼寧義縣奉國寺，它們都是現存的中國古代木構建築的精品。而且由於這些遼代寺院與「鳳凰堂」建造的年代相近，因此建築師在借鑑的時候便於把握設計的尺度，在建築風格上取得協調的效果。
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為志蓮淨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可靠的創作依據，使建築師在設計的時候能夠有根有據地發揮創意。例如「內外槽」的布局、「明 」和「草 」的雙套屋架，以及「批竹昂」的作法就吸納了唐末和遼代建築的特點。
在全寺的殿堂中，唯一能直接摹仿唐代建築的是「大雄殿」。按照志蓮淨苑住持的要求，「大雄殿」須以建於八五七年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作為設計藍本。但因客觀條件所限，大殿由面闊七開間縮減為五間。在細部設計上也有一些變化，例如正脊上沒有沿用大佛寺的「鴟吻」，而改用了唐招提寺的「鴟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殿的「廡殿頂」應用了清代建築的「推山」作法，改善了屋頂的造型和比例，突出了中國古典建築特有的曲線美。
最具有唐代建築精神的是，志蓮淨苑所有的木構件既是結構的需要也是藝術的表現，而且木構件做得碩大、剛勁有力，為建築增添了雄壯的氣勢。這是它與現存的明清時期古建築以及現代「仿唐」建築的一個重要區別。一般來說，中國南方的民間建築比較柔婉、纖巧。相比之下，志蓮淨苑便顯得雄健、硬朗、渾厚，帶有北方建築的風格。這也是唐、遼建築的特色。
三、重建文化的殿堂
建築師在摹仿、繼承的同時並沒有拘泥於中日古建築既定的規則，而是在尊重古制的基礎上，為適應本地的特殊條件以及藝術上的需要，做出了調整和改進，例如屋面「舉折」提高了坡度、「當心間」加寬了面闊、「材」的等級大於「法式」的規定等等。實際上，建築師在設計中將中國建築從唐遼至明清的成果，以及日本的經驗作了一個綜合性的概括，在古人和「洋人」的基礎上進行了再創造，力求抓住中國建築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單純地摹仿出它的外形。這是志蓮淨苑殊為可貴之處。
仿古往往會鑽進「考古癖」的窄胡同，產生保守和僵化的現象，但志蓮淨苑的設計卻是一個思想逐漸開放的例子。這一方面有客觀條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文化兼收並蓄的特性。整個重建過程正如志蓮淨苑住持所預期的那樣，是一個「吸收融化了外來建築影響」，包含了多種文化元素的成果。設計團隊亦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組合，包括了香港、北京以及日本的建築師、古建築專家和技術顧問。毫無疑問，志蓮淨苑是中國仿古建築設計上一次非常可貴的嘗試，也是對木構建築和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個重要貢獻。
重建民族文化的殿堂──這是志蓮淨苑重建的文化意義。「仿唐」固然有宗教方面和審美方面的追求，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回到歷史的起點、尋找文化的源頭並不是單純的復古和重複歷史，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還原歷史和文化的真實，去除殖民主義霸權文化的影響。換句話說，為了重建香港的未來，我們應回到末經殖民主義污染的歷史原點，重建我們的文化基礎。
在「後現代」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在香港西化的主流文化中，當香港人的歷史和文化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弱化的時候，志蓮淨苑通過重現唐代的建築藝術，宣示了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和鑒別身份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