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許萱伯逝世七十周年\王鵬
圖：許萱伯（一八九六─一九三八）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是曾任漢口、香港《大公報》經理許萱伯逝世七十周年紀念日。
許萱伯，一八九六年出生，蘇北人。他一九二一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二五年到胡政之主持的國聞通訊社任編輯，一九二八年初轉到天津《大公報》，編輯地方新聞版和國際新聞版。
許萱伯為人謙和，少言寡語，對工作嚴肅認真。他是一名出色的編輯，不計較個人得失，對來稿往往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潤色，尤其對青年作者更是愛護有加。他還長時間擔任夜班編輯，熬夜是家常便飯，使得他始終體弱多病。
鑒於許萱伯出色的工作業績，一九二九年他被提升為天津《大公報》編輯主任，具體負責和管理編輯部的各種事務，看各版大小樣，並負責要聞版的編輯工作，從確定選題、決定版面次序到發稿，全部都要進行安排。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張季鸞出於對後備人才的培養和報社內部人才的流動，決定把許萱伯從編輯部調到經理部，並擔任報社的副經理，協助胡政之主持經營業務。這是新記《大公報》從編輯部調到經理部的第一人，而後又陸續從編輯崗位調到經營崗位的人還有許多，如金誠夫、曹谷冰、費彝民、王文彬等。
這樣做的好處是能溝通編輯部與經理部，避免隔閡，使編輯部隨時了解經營狀況，編輯部也能夠環繞經營業務組織稿件，不致形成「兩張皮」，也培養了一批既懂編輯業務又懂經營管理的人才。儘管許萱伯已從事經營業務，但他每晚必到編輯部照看同仁的工作，幫助編輯修改稿件，顯示出其為人樸實敦厚、平易近人的本色。胡政之在回憶新記《大公報》草創階段時，有這樣一段話：「當創業初期，曹谷冰、許萱伯先生任編輯，金誠夫先生任首都特派員，李子寬先生任上海特派員，大家雖在異地任事，而精神和諧，工作合拍，簡直如一個人一般。」胡政之的這段話，既是對許萱伯工作的肯定，同時也從一個側面描述了當時報社同仁的工作氛圍。
一九二八年九月入天津《大公報》的孔昭愷曾回憶他當年入館考試的情形，他說：「見到主試人許萱伯，他只問了問在學校的情況和家庭狀況，就叫我回去聽信兒，也沒有筆試，我心裡嘀咕。不料幾天後接到錄取通知，讓我找個保人，於九月一日到館上班。幾年後和許萱伯熟了，他說：『你的身體好，也是錄取的一個原因。』」許萱伯對於新入館的同事，總是循循善誘，在細雨無聲中引導新同事適應環境，盡快進入角色。
一九三七年八月，天津《大公報》因日本軍閥的侵略而被迫停刊，許萱伯暫留天津處理善後事宜。隨後，他又受命趕赴湖北，參加漢口《大公報》的創辦工作，擔任經理。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又到港參加香港《大公報》的創辦工作，擔任經理。八月十三日，在香港《大公報》創刊後，他患喉結核不治，於九月二十八日在港逝世，終年四十二歲。對於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優秀編輯、管理人才，報社同仁深感惋惜。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大公報》於十一月一日復刊。報社同仁又想起了備受愛戴的許萱伯，大家商議後一致決定，將他的靈柩從香港運回上海。這件事得到了胡政之和繼任總編輯王芸生的同意。他們認為許萱伯是新記《大公報》的「功臣」之一，且當時報社的經濟條件允許，遂決定把許萱伯的靈柩從香港移至《大公報》總部所在地的上海。把靈柩從香港運回內地，在當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政之、王芸生親自出面找關係，疏通渠道，花費一番周折，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將他的靈柩運回上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大雨滂沱，在上海虹橋萬國公墓，《大公報》同仁為許萱伯靈柩舉行了安葬儀式。在萬國公墓的紀念堂裡，擺放着他的靈柩，四壁環繞花圈，氣氛肅穆，王芸生、曹谷冰、李子寬、費彝民、葉德真、袁光中、楊歷樵、許君遠等出席。
儀式由葉德真主持，主祭者曹谷冰，陪祭者是王芸生、李子寬，報社同仁列隊於後，上香、獻花、靜默，三鞠躬，禮畢，儀式簡單而莊重。隨後，舉行許萱伯靈柩告窆禮，靈柩入土。
安葬儀式結束後，《大公報》同仁都感到如釋重負，一代英靈在他病逝的九年後回到內地安葬，終於入土為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