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詩人」戴望舒\□侶倫
圖：年輕時的戴望舒
對於新詩，我是門外漢，但是我卻喜歡讀新詩。因《雨巷》一詩引起注意而有「雨巷詩人」之稱的戴望舒，首先喚起我的興趣的，並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第一本詩集《我底記憶》的樣相。這理由說起來是頗為可笑的。
被詩集封面吸引
出現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水沫書店，它所出版的書都具有本身的獨特風格，《我底記憶》是其中的一本。這本詩集用米黃色道林紙印刷，封面用褐色厚紙裝訂；內文編排得簡樸而又雅致；三十二開本，毛邊裝。這樣一種形式的書，在當時看來，格調的高雅，實在難得見到。經過時代的變動，這本詩集在今日的圖書館或是舊書攤上恐怕也找不到了。
我就是通過這本詩集的儀表進入它的內部，從而喜歡戴望舒的詩的。
──給我罷，姑娘，那朵簪在髮上的
小小的青的花，
它是會使我想起你的溫柔來的。
像用這樣的句子開頭的《路上的小語》，對於我當日那樣年齡的人，是具有強烈的魅力的。當時的好些南國詩人的詩風，都或多或少受到戴望舒的影響，因此被稱為「現代派」。提到「現代派」這名詞，在某些人的觀點上並不含有敬意：因為這類的詩只突出感情卻不突出政治意義。但是無論如何，戴望舒在詩風上是起過他的作用的。
遭日軍拘捕入獄
我同戴望舒曾經相識，卻說不上什麼交情。他是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後由上海來香港的。在他擔任《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編輯時，寫信向我借《現代》雜誌創刊號（他從葉靈鳳那裡知道我有這套雜誌）。我把雜誌寄了給他。此後也沒有什麼交往。那個時期，我經常在《星座》上寫點文章。有趣的是，自從他上任以後，他把我沿用下來的筆名侶倫主動給我改了：把我文章的署名換上「李霖」二字。我這個「小名」只是葉靈鳳知道，可能是由葉轉告他的。那時候上海出版的一本《郭沫若評傳》的作者，名字恰和我的「小名」相同，也許戴望舒以為我和那本書的作者同是一個人，因而索性替我換上那個名字。我對這件事不方便提出意見去更正，便由它繼續下去算了。
事隔一場戰爭後，我從內地回到香港，知道了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戴望舒和葉靈鳳都曾被日軍拘捕入獄，受過折磨。戰事剛結束，葉靈鳳辦了一本綜合性刊物《萬人週刊》，編輯部設在華人行樓上。有一次我去送稿，碰上戴望舒也在那裡。我在這個場合才同戴望舒相識，第一次見到面。
因哮喘病發逝世
這以後，人事倥偬，我沒有機會再見到戴望舒。只是從旁知道一些關於他本身的事情。他患了哮喘病，而且長期遭受困擾。他的婚姻生活也不很如意，不時為夫婦之間的問題苦惱。據葉靈鳳的追憶文章敘述：戴望舒到羅便臣道他的住處探望他的時候，常常站在窗口向外望，對着遙遠的雲天打發他不能告人的抑鬱。
在身心同樣痛苦之中，戴望舒要求改變環境，要求新生，於是在中國解放後的一九五○年冬季，他決定回內地去。但是到了北京不多久，卻因為哮喘病發作逝世了。
戴望舒是死在他的人生轉捩階段的時候。八年民族戰爭給了他的靈魂以有力的衝擊，他在末期所寫的幾首詩──《元旦的祝福》、《獄中題壁》、《心願》和《等待》等，都顯示了他的生命已揭開了新的史頁。可是命運卻不讓他揭下去，這是他的不幸！
一九八○年十二月
（摘自《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