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與「行走」\段懷清
《宋史•地理志》中說，當初北宋皇室南渡，原本不過是將杭州作為一個暫時的所在，即所謂「臨安」或者「行在」，因此最初亦無任何大興土木的營造計劃。「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臨安，以州治為行宮，制度皆從儉省，不尚華飾」。之所以「不尚華飾」，並非是皇帝是一個清淨簡樸的人，或者崇尚一種清淨簡樸的生活方式，而是因為他並沒有將杭州，真正視為自己疆土的政治權力中心。之所以沒有這樣看，原因卻不簡單，顯然有多方面的考量。至少對祖宗以及臣子們來說，算得上是一種說得出口的「解釋」，也可以說是一種「藉口」，再說得難聽點，甚至也是一種「敷衍」。
或許是在這樣一種「解釋」之下，初到杭州、驚魂未定的北宋皇室，從一個繁華的北方都城，來到這雖自稱「三吳都會，自古繁華」的郡治杭州，如何安頓得了。但又不好意思馬上就大興土木、營造宮殿，以供奢侈享受，還要為那些一天到晚在進言北伐、收復疆土的主戰派朝臣們一些安慰。於是乎，後來的文獻中，竟然出現了宋皇室臨安杭州之後這樣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車駕初至臨安，霖雨不止，葉夢得等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扎窄。而貴為天子的大宋皇帝，竟然有如此通情達理之回覆：亦不覺窄，但卑濕耳。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求安。
一個與天下臣民共患難的天子！所以《行在所錄》中會有這樣的記載：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草創，有旨，僅蔽風雨足矣。時修內司乞造三百間，詔減二百。二十八年，增築皇城禁中，間有營建，率因事立制，務在簡樸，列朝相承，罕所增益。
真實的情況是否如此呢？
明杭州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帝王都會》中說：「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也就是說，日子一旦稍微好過了一點，不管是這種所謂的「康裕」是僅限於杭嘉湖平原地區，還是在稍微擴大一點，但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實際所轄區域，都顯示出沒有一個皇帝願意過緊日子、當苦皇帝。如果當皇帝都不能享受，還有誰會爭搶着去覬覦皇權呢？
於是便有了士人林昇「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的諷喻，亦有了「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之類的議論。其中所言，無非是南渡皇室顯然已經將臨安行在，當作了可供偏安的「久在」。甚至因此也連累到西湖，論者「以西湖為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
其實，湖山何罪之有？不過無辜牽連，受累成了替罪。而之所以會有如此議論，多數不過是為當初一個「臨安」「行在」所矇騙。或許在南宋皇帝的內心深處，那個北方的都城，曾經的繁華所在，早已經不過是過眼雲煙了，哪裡有眼下實在的享受來得真切呢？
由「行在」，倒又讓人聯想到「行走」。「行在」是天子，「行走」則是臣子了。天子「行在」，不過是騙人，臣子的「行走」，也不過是天子恩施安慰哄騙臣子的一塊巧克力而已。譬如已經遜位多年、只能隱居在紫禁城裡的小皇帝溥儀，為了學英文，請了蘇格蘭人莊士敦為師傅。皇帝的師傅，自然還需要一些頭銜，於是便有了「毓慶宮行走」的諭賞，還可以坐一種兩人抬的小亮轎（「二人肩輿」）。就連被挑選來宮中陪讀的人，也被諭封為「內廷行走」。
在賞賜者那裡，這是一種權力與恩寵的象徵，而在被賞賜者那裡，這是一種榮耀。賞賜者樂得有這種顯示與象徵，尤其是在其權力已經衰微的時候；而被賞賜者也樂得有這種「殊榮」，因為這實在是他們忠心奉上的一種機會。所以，被賞賜者一般也並不輕看這種「榮耀」。就連明達如王國維這樣的學人，不過為了一個「南書房行走」，而在清室風雨飄搖的自沉一池死水之中。
在一個自己無法把握的體制性禮儀制度中，「行在」也罷，「行走」也罷，其實都是當不得真的。一旦你當真，就要賠上你的性命，前者有岳飛，後者則有王國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