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秉達──愛國商人 誠信不欺
圖：湯秉達的熊熊愛國心，令他成為一位令人尊敬的商人及社團領袖
□香港歷來是中外貿易的中介地和橋頭堡，也是中外商人出入國門的必經之地。湯秉達的一生，與象徵香港貿易業興衰的南北行息息相關，更與國家命運的榮辱興旺緊密相連。作為貿易商人，他信奉誠信和不欺的商道，對同行常給予援手和支持；作為社團領袖，他敬業樂群、敢於革新，為維護行業的合法權益不辭辛苦；而支撐他一生為人剛正不阿、滿腔正義的，正是一顆熊熊愛國心，在香港同胞維護愛國權利和民族尊嚴的長期奮戰中，他的高風亮節、百折不撓，生動地譜寫出一個愛國者的高尚情操。\本報記者 張雪洲
湯秉達出身於潮汕拓林古鎮一個清貧的捕魚世家，十歲和十二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父親臨終前的最後叮囑，是希望他將來做個正直的商人。一九二五年，十七歲的湯秉達告別家鄉，來到香港闖蕩。那年深秋，香港正值省港大罷工，百業凋零，市井冷落。初到香港，湯秉達從所見所聞，感到謀生環境並不比家鄉好，在同鄉引薦下，才在福建人辦的成順行謀到一份小職員的工作。行舖的所在地，正是在文咸西街，也就是集合了當時一百多間商號、主要經營國內北方貨物與南洋各國貨物的轉口貿易的南北行。
十年打拚企穩南北行
憑藉勤快和好學，他幾乎做遍行內業務，商務能力很快得到全面充實和提高，也結識了銀行界一批老前輩和平輩好友，為以後數十年從商從會從政打下良好基礎。短短十年時間，湯秉達逐漸在南北行打響名氣，他與潮商馬澤民合辦了南泰行，獲委任經理。
時值日本侵略中國的全面戰爭爆發初期，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急需軍用品，僅存香港、廣州的口岸可以通過物資，香港的經濟再次興旺。湯秉達看準機會，自辦起同福行，專門經營內地急需的食物類生意，兩間生意都打理得蒸蒸日上。不過，當時的華商，在殖民統治的社會中，經營環境十分艱難；另一方面，港英政府雖然十分倚重這個行業，但依然嚴重剝削商人利益。
作為公所領頭人，除了要精明頭腦會做生意，更要懂得與殖民政府鬥智鬥勇。湯秉達讀書不多，但足智多謀，敢於為行業出頭，後來有這樣一個事例，被行業同人津津樂道：港英政府曾於一九四七年頒布規定，向全港九的商號徵收代客對貨溢利稅，稅額是所獲代客兌貨利潤的百分之八，商人難以負擔這麼高的稅率，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南北行有好幾年的生意不景氣，各商號都無力繳稅。湯秉達集合眾人意見，親自上門找稅務局長陳情，多次不顧個人安危，奔走稅務局陳述困難，最終稅率獲減一半，維護了行業利益。
毋懼排斥擁戴新中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大舉進犯香港，英軍潰敗。不久日軍佔領香港，到處強施種種暴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出口貿易行業商戶的大部分貨倉，都被日寇查封不能提貨，華商總會多次向軍政府交涉均無效果。湯秉達在鬥爭和交涉中，也多次因為愛國而受到恐嚇迫害，甚至被非法逮捕，身繫牢獄，更有兩次險成日軍刀下亡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中國人民當時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湯秉達將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因為表現出色備受擁戴，一九四八年底，他被推選為南北行公所理事長、香港糖商總會主席、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和香港汕頭商會副會長。從此，在從商從會的道路上，對於帶有政治性的事情，他更加積極勇敢地參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香港同胞歡欣鼓舞。次年十一月，湯秉達趁香港各界舉行華南解放慶祝大會的時機，在愛國潮商的支持下，聚集近千潮籍商人，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暨華南解放大會，盛況空前。
在隨後的五十年代，香港中華總商會是率先懸掛五星紅旗和舉行國慶會的社團之一，但同時也受到港英政府的歧視和排斥，市民懼怕港英政府，經過中華總商會門前要被迫繞道而走，害怕被躲在暗處的特務拍照。湯秉達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旗幟鮮明，每年十月一日國慶節那一天，他都親自登上南泰行和同福行的樓頂，親手插上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香港上空。在他的帶動下，南北行街掛五星紅旗的店舖最多，愛國氣氛達到最濃。
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同年十二月，美國宣布對香港及中國內地禁運戰略物資。港英政府跟着採取管制政策，致使香港的出口、轉口貿易急劇萎縮，特別是香港與內地的貿易受到極大影響。一九五二年，香港對內地的進出口總額比上一年度減少百分之四十五，禁運也使香港剛剛起步的工業瀕於窒息。這時的香港，出現了商業凋零、工廠倒閉、物價飛漲、居民生活艱難的困境，是戰後出現的第一道經濟險灘。
湯秉達在這時，生平第一次去到北京，參加全國進出口貿易會議，激發起強烈的愛國責任感。為了發揮南北行溝通中外貿易的傳統作用，他根據中華總商會的決策，重新把目光投回「老根據地」南北行，鼓舞全業同仁回顧過去展望前景，振作精神。在一次座談會上，他作了長篇發言，指出扭轉困境的根本出路，是努力使南北行貿易暢通，特別是要向內地貿易尋求出路。隨後他又發表多篇文章，觀點逐漸得到行業的認同和接受，南北行許多商人認清了形勢，打消顧慮，重新面向內地經營。
帶動商界經營國貨
由於內地實行的計劃經濟能提供穩定貨源，而且農產品、土產、藥材等貨物的價格低廉，做生意多數獲利，各商行經營積極性大為提高，自一九五五年起，全行業開始走出低谷。南北行經營復蘇，也帶來巨大意義，在國貨被歐美國家堵截，當時無人同意經營國貨的情況下，唯獨南北行商號肯做，這就為香港商界做出榜樣，帶動了其他許多行業也開始經營國貨。到五十年代中後期，幾乎全部國貨貿易生意都由中華總商會會員代理。
《大公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表了湯秉達的自傳文章《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他在文章中提到，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會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上始終堅定不移？湯秉達的回答擲地有聲，他說：「我一生經歷的一切，回憶的一切，都是令我憎恨反動派、熱愛新中國的基礎。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有一顆愛國的心，不同的人，或者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不過當國家危難的時候，都會共同感受激憤悲痛，當國家獨立自主、繁榮昌盛的時候，又都會有共同的揚眉吐氣的感覺。」
湯秉達的生前好友、南洋商業銀行創辦人莊世平，和湯秉達相識相知半世紀。二○○五年，他為《湯秉達傳》一書欣然作序，高度評價湯秉達一生，在維護愛國權利和民族尊嚴的長期鬥爭中所作的努力。序中的一段話，恰如其分地詮釋出湯秉達這一代愛國者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來自正義感，而正義感由愛而生，愛國和愛港；其行為表現是盡職盡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利國利港的事情，不是為了造勢，不是為了虛名，更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