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寶珣和《女作家自傳選集》\王鵬
圖：何香凝的題詞手跡
黃寶珣，一九○六年生，江蘇吳江人，她是南社詩人，柳亞子的小同鄉。一九二八年十月，她參加鄒韜奮主持的上海生活書店，負責處理讀者來信，從此開始進入出版界。抗戰爆發以後，從上海撤到武漢，再到重慶，她一直在韜奮身邊做秘書，並兼任生活書店文書科科長。一九四二年冬，她在桂林創辦了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呂振羽撰寫的《古代史》，作者當時在延安。在女作家謝冰瑩的幫助下，黃寶珣策劃了《女作家自傳選集》一書。她在桂林時就開始組稿，後到重慶繼續組稿和編輯，一九四五年重慶耕耘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自傳選集》。這部書包含了她付出的心血和勞動。新中國成立以後，她來到北京，一直在出版和發行部門工作，一九九六年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歲。
在《女作家自傳選集》（全書二百四十三頁）中，收錄了九位女作家各自撰寫的「自傳」：子岡的《自愧與自勉》、安娥的《我怎樣離開的母親》、白薇的《跳關記》、林北麗的《二十七年的旅程》、彭慧的《簡單的自傳》、葉仲寅的《我的自傳》、褚問鵑的《生命的印痕》、趙清閣的《也算自傳》、謝冰瑩的《平凡的半生》。原本黃寶珣還約請何香凝撰寫「自傳」，後她於一九四四年六月為這本書題了詞：「耕耘出版社函命余追述奮鬥成功經過，撫今追昔，不願多述，忍痛奉題拙詩以報命：歷史再虛談，愧看先烈血，國破又民飢，羞在人間列。」黃寶珣把何香凝的題詞手跡放在書前，增加了書的「含金量」。
在《女作家自傳選集》中的女作家，有許多已被當今的讀者遺忘，她們所撰寫的「自傳」，講述了她們是如何走上文學和寫作之路，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留下了難得而寶貴的史料。例如子岡（一九一四──一九八八年）在「自傳」中，就講述了她開始從事新聞寫作的經歷。她寫道：「我沒有讀過新聞學ABC，而也羞於去問編輯怎樣開始我的工作，憑着我的膽量，憑着我讀過的一些新聞紀事，憑着我的一些狹小的社會關係，我開始訪個人，訪團體，訪一些新聞事端的始末。……那剛剛是抗戰的第二年，武漢成為保衛中國的心臟，救國高潮在這兒滲透到了頂點。那麼多的救國團體，那麼多的與抗戰有關的集會，那麼多的凸出於社會間斷的令人歌頌的人們。我接近的是傷病，是難民，是終日奔走演說、貼壁報、教識字的熱情的男女青年。傷兵之母周蔣鑒在那時認識了，由前方或淪陷區來的游擊隊領袖認識了，邊區省份的救國工作者認識了，對了，還有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的小朋友們與我也最熟稔。之後，引起漫天煙火的大轟炸開始，敵機過後，許多新聞記者冒了溽暑奔走於武昌漢陽，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最初被那血淋淋的屠殺所感受的印象是與之後幾年司空見慣不同的，因之或許流於筆墨之間的憤怒也要真切，熱烈一點。是的，那時候我以我的熱情，與初入新聞界的新鮮感覺，寫得比較多，在現在想來，也許是比較濫。我沒有估計篇幅，沒有估計到讀者可願意看，每天計劃了採訪日程，跑了回來伏案就寫。我自己溶化在救國熱情裡，學生群，工人區，傷兵醫院裡，到處亂竄。」這就是子岡初當記者的經歷，也是抗戰初期大後方支援前線、抗戰救亡的真實寫照。
宋碑《重修天慶觀記》與三佛齊\朱育友
圖：一九三九年出土於西婆羅州坤甸的室利佛逝佛像及香爐（此圖取自《南洋學報》一九四○年第二卷第二輯）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交通要道。其南線，在歷史上為中國與南海諸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作出過重要貢獻。一九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部署對此路沿海港口考察以來、與此路有關的文化遺產重新引人關注。從報道獲悉，二○○九年四月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上，廣州等五城市已被納入此路文化「申遺」計劃。
廣州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交通歷史長、規模大，通過此古道與南海諸國交往頻繁，影響深遠。現存有關古跡文物也多，宋碑《重修天慶觀記》也是其中之一。《重修天慶觀記》碑文早見地方文獻，而碑石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始發現於廣州海珠北路祝壽巷原天慶觀遺址的。發現時碑石已破損，後經有關部門修復移置越秀山。該碑刻於宋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年）。撰文者是原天慶觀道士何德順。碑文詳述三佛齊國大首領地華迦羅捐資重修天慶觀的緣由。全文六百多字，繁冗而乏文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天下郡縣利病書》根據文獻，刪其繁蕪，存其概要。云：「治平中，地華迦羅遣使至羅羅入貢，遇大風，船幾覆。至羅羅禱於天，有老翁見雲端，風浪息。時值儂寇毀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羅羅睹之，即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迦羅，即遣離思沙文詣廣，購材鳩工重建……。」
碑文經顧炎武刪削，簡潔精煉。但原文中一些有關史實也被刪節。如原文云：「五羊瀕巨浸，接諸蕃，飛航雲集」，反映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交通輻輳，促進主要港口廣州之外貿繁榮。又如原文描寫修復後之天慶觀「規模宏備，煥若洞府」，但觀中之殿堂廳室樓台，並非一次建成，而是歷時十餘年，地華迦羅所屬蕃舶多次來廣州時逐漸擴建而成。這說明地華迦羅之蕃舶並非偶爾一至廣州。而是常川往來。碑文還詳述地華迦羅在南海、清遠兩縣購置地產，以租息供天慶觀常費。地華迦羅如此虔誠信奉李老君，原因是「自修觀以來，發船舶跨浩濤之險，常得安濟，無昔日之驚危，足驗真靈之護佑也。若乃繼發巨舟，獲上清之美報固可量也。」顯示地華迦羅還計劃繼發巨舟，擴大貿易。以上被顧炎武刪節之文字實皆有助於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貿易、邦交、宗教等史實。
三佛齊是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之重要港口，也是古代南海強國。中國載籍中記述該國的資料甚多，近現代中外學者所發表的研究該國論文也不少，但關於該國歷史沿革的觀點頗有出入。一般認為該國地在今之蘇門答臘，初稱斤陀利國，在中國南北朝時代（四二○—五八九年）已多次入貢中國。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年）被印度裔的山帝王朝（或譯岳帝王朝）所吞併，稱室利佛逝國。此國地當海上絲綢之路南線要衝，國際貿易發達，而且是南海佛教中心，為東來西往僧侶所常經之路。該國也屢次朝貢唐朝，唐朝僧人路經該國轉往印度者也獲得善待。如近現代研究者所常提及的初唐戒律僧義淨，要往印度學習戒律，由廣州乘商船到該國，學習梵語，停留半年，得其國王資助，並被協助前往末羅瑜，然後渡洋至印度。義淨在印度學習十年，又回室利佛逝。前來廣州購買紙筆，並聘請助手貞固等四人，前往該國抄寫經典，六年之後始回中國。唐朝晚期至宋朝時期，室利佛逝改號三佛齊。改號之原因，研究者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同名異譯，有人說三佛齊是室利佛逝的偽讀。張禮千譯溫士德《印度化時代之南海》則斷言改號是改朝換代，明確說：「迨至八九○年室利佛逝為莊嚴山帝所滅，嗣後遂稱三佛齊。」
相當於宋朝時代之三佛齊國勢強盛，有十五個屬國，勢力範圍包括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控制了馬六甲海峽門戶。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又說：「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海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至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三佛齊與中國關係密切而態度友善。兩國民間貿易之帆檣交接，《重修天慶觀記》已有反映。三佛齊官方對宋朝的朝貢也絡繹不絕。宋朝對該國的回賜極優厚。如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年）回賜錢六萬四千緡、白銀一萬五百両。三佛齊貢使多獲得宋朝封贈官爵。如捐資重修天慶觀之三佛齊大首領地華迦羅，在碑文中署銜「保順慕化大將軍」便是其人於宋神宗熙寧十年（一○七七年）作為三佛齊使者入貢時被神宗封贈的。有的三佛齊使者還受到宋朝的特殊禮遇。如宋真宗東封泰山，特邀該國使節李眉地等觀禮朝覲台。三佛齊雖然是印度化國家，但也重視中國文化。他們在國內建造佛寺為宋真宗祝壽，特請真宗賜給寺名和賜給鑄鐘。他們國內高級僧侶用以象徵身份的紫衣和度牒，也請求宋朝賜予。他們雖然使用梵文，但也用中國字，凡入貢國書，皆用中文。括《宋史》載，該國有一國王之女，還親筆寫中文信，附禮物贈廣州市舶司官員。中國的一些典章制度和曆法知識都被引進。中國銅錢也可在其國內流通。宋朝自始至終，皆與三佛齊保持友好往來公平貿易。海上絲綢之路南線眾多古國，如注輦、闍婆、占城、真臘、渤泥等國，遠至天竺、大食，也皆與宋朝一直保持和善邦交和公平貿易。各國皆蒙其利，宋朝不但由於外貿興盛，促使絲綢、陶瓷、冶金工業發展，而且每年市舶司收入達二百萬貫，成為國家重要財政來源。在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時，宋朝取得成功的外交、貿易政策，是值得總結的。
